一
扶危定倾有道，于其危而扶之，不可得而安也；于其倾而定之，不可得而正也。倾危者，事势之委也，末也；所以致倾危者，本也。循其所以危，反之而可以安；矫其所以倾，持之而可以正。故扶危定倾者，其道必出于此。虽然，本之与末，有发端而渐启者，有切近而相因者。则正本之图，有疏有亲，有缓有急，必审其时而善持之。不然，则穷其本而不足以救其末，无益也。
发端而渐启者，其始之弊，未至于此，相沿以变，而并失其旧，乃成乎切近相因之害；于此图之，而已得倾危之本。若其始之所启，虽害繇此以渐兴，而时移势易，无所复用其匡正，其本也，而固非其本矣。
今夫河之为患，遏之于末流，不得也。神禹为之疏之，循其本矣。然载始者，壶口也，而冀州平。
其横流于中州者，则抑以厎柱以东，出山而溢于荥、漯者，为众流之本。若其发源昆仑，在西极之表者，岂非河之大源哉？而于彼穷之，终不能已兖、豫之氾滥。故言治河者，未有欲穷之于其源者也。
靖康之祸，则王安石变法以进小人，实为其本。而蔡京之进，自以书画玩好介童贯投徽宗之好，因躐大位，引群小导君于迷，而召外侮。其以绍述为名，奉安石为宗主，绘形馆阁、配食孔庙者，皆假之以弹压众正，售其佞幸之私而已矣。夫安石之修申、商之术，以渔猎天下者，固期以利国而居功，非怀私而陷主于淫惑，此其不可诬者也。安石之志，岂京之志，京之政，抑岂安石之政哉？
故当靖康之初，欲靖内以御外，追其祸本，则蔡京、王黼、童贯、朱靦乱于朝，开衅于边，允当之矣。李邦彦、白时中、李棁、唐恪之流，尸位政府，主张割地，罢入卫之兵，撤大河之防者，皆京、贯辈同气相求、因缘以进者也。出身狭邪，共xi嬉淫，志苶气枵，抱头畏影，而蕲以苟安，岂复知有安石之所云云者？
师京、贯之术，以处凶危，技尽于请和，以恣旦夕之佚乐而已。京、贯等虽渐伏其罪，而所汇引之宵人，方兴未殄。则当日所用为国除奸者，唯昌言京、贯之为祸本，以斥其党类，则国本正，而可进群贤以决扶危定倾之大计，唯此而可以为知本矣。
骨已冷，党已散，法已不行，事势已不相谋之安石，其为得为失，徐俟之安平之后而追正之，未为晚也。舍当前腹心之蛊，究已往萌檗之生，龟山、崔鶠等从而和之，有似幸国之危以快其不平之积者。
而政本之地丛立者皆疲茸淫荡之纤人，顾弗问也。则彼且可挟安石以自旌曰：“吾固临川氏之徒也。弹射我者，元祐之苗裔，求伸其屈者，非有忧国之忱者也。“荧主听，结朋dang，固宠利，坏国事，恶能复禁哉？
杨国忠受戮于马嵬，而唐再造，无庸究李林甫之奸也。辨学术，正人心，善风俗，定纲纪，前不能伸于建中靖guo之初，而事已大败，乃泄其久蕴之忿怒，所本者，非本矣。辽绝而不相及，泮涣而不相济，何为者邪？
迨及建炎之后，安石之说不待攻击而自销亡，亦足以知安石之不足攻，而非靖康之急务矣。
竭忠尽力，直纠京、贯之党，斥其和议之非，以争存亡于庙算，言不溢而事不分，此之谓知本。
二
女直胁宋以割三镇、割两河，宋廷之臣，争论不决，于其争论而知宋之必亡也。
抑以知宋亡而贻中国之祸于无已也。李邦彦、聂昌、唐恪之徒，固请割地以缓须臾之死者勿论已。徐处仁、吴敏以洎李伯纪、杨中立之坚持不割之策，义正矣。虽然，抑有能得女直之情，而自善其不割之计者乎？不得其情，虽为之计无补也，况乎其无能为保固三镇、两河之计也。
胁人以割地者，契丹之胁石晋也，秦人之胁三晋也，皆未能得而须其自割也。契丹胁石晋于求(缓)[援]之日，地犹王从珂之地，而两非所有。秦人之胁三晋，三晋虽弱，抑婴城固守，必覆军杀将、旷日持久而后得之，故胁其割而后得不劳。而女直之势异是。
自败盟南侵以来，驰突于无人之境，至一城则一城溃，一城溃则一路莫不溃矣。欲三镇即可得三镇，欲两河即可得两河，何为哓哓然竞使命之唇舌，而莫能使其必从邪？呜呼！当时议者盈廷，曾无一人焉察及于此，中国之无人久矣，祸乃延及无穷而不可遏矣。
辽之既灭，女直之志已得，未尝有全举中国之成心也。宋人召之挑之，自撤其防以进之，于是而欲逞志于宋，乃且无定情焉。而教之以胁地胁赂者，郭药师也。
药师者，亦习乎契丹之所以加宋者，而欲效之女直，求地耳，求赂耳，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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