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妇、朋友之情，待教于人，然且不谨而又蒙刑罚，岂复有拂拭自新以立于人世之理哉？唐赐于公异以《孝经》，而公异落拓以终其身，况有加于此者乎？
若夫中人以上，所遇不幸，用意未至迷瞀，以乖于亲逊者，无以利导而予之安，则亦周章缠棘，自困于名教之地，救过不遑，而忠孝之心，抑不足油然以生。
是则严以教君子而阻其自然之爱敬，严以教小人而激其滔天之巨恶。通于古今，达于四海，咸以宽而成其涵泳熏陶之化。奈之何其欲“矫之以严”邪？
宋之立国，宽柔已过，驯至不竞，君子之所伤也。
然其所为弊者政也，非教也。教虽未纯乎先王之道法，而不以束湿待学校，俾得以宽衍之岁月，缉先王之坠绪，胡安定、孙明复倡之，浸昌浸明，底于濂、雒、关、闽之盛。“在宽”之效，亦可睹矣。
萧梁之世，戚近之臣，除丧初见而无毁容者，皆切责而废弃之。于是有含辛以为泪，及禫而节食者，罔上欺天，以避诽谪，而天真泯绝。
驯至其极，侯景一叛，父子兄弟相戕相灭，彝伦斩而国亦随亡。无他，弛敬于立教之身，而过严于物也。
故君子所甚严者法，故能养之孝，而下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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