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战俘政策，签署禁酒条例，安抚跟商王朝一鼻眼出气的小国，镇压民间“反周复商”势力，草拟分封制度，还得安置商朝遗老遗少。忙的时候，周公洗澡都有人打搅，那时候男人头发长，周公握着湿头发从浴室跑出来，接见客人，一般都是来自外地的领导干部——那一时期的中国据说还有一千八百个小诸侯国呢（商汤时候有三千个，经过历代商王对外兼并，还剩一千八）。这商末周初的一千八百诸侯与方国，是否接受大周天子领导，该按什么政策处理，小国内部趁着天下易主也在发生领导权之争，一些人拎着礼物跑来寻求周王朝的支持，所有事情都需要逐个解决。周公接见完这些客人，又跑进去接着洗澡，洗着洗着又握着湿头发出来了，反复三次，中间料理三拨客人，经常得感冒。
除了洗澡被打扰，大忙人周公吃饭也很麻烦，扒拉进一口小米干饭，不等嚼完又得把米吐出来，因为三教九流的客人又来求见了，所谓“一饭三吐哺”。这样吃饭很容易闹胃病，但周公心里装的是黎民百姓，唯独没有他自己，所以他成了圣人——“汤武周孔”中的周就是他，名字还排在孔老二之前。孔子后来继承了周公的衣钵，发挥了“周礼”的礼乐仁德，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做梦的时候还经常自诩“梦见周公”，用以抬高自己的身价。（柯云路大气功师则硬胡说孔子梦见周公，这是“开天目”。）
据说周公不光主持『政府』工作可以，文笔也很行，他的会议讲话稿好几篇被收在了后来的《尚书》里边。即使是周公这样一个圣人，也会遭受不白之冤。留在中原看管纣王的儿子武庚的“三监”中的老大——管叔，心怀嫉恨，就诬陷咱们周圣人想篡夺周天子权位，并且策反了其他“两监”（蔡叔、霍叔），伙同 “武庚”为首的商朝遗民发动叛『乱』。“武庚”高兴得了不得，赶紧从“西楼”下来，走出“梧桐”小院，去和一些东夷族特派员洽谈，获得部分东夷族武装支持，与三监联手，几方势力合作发兵诛杀周公。
天下汹汹，变『乱』四起，刚刚立国的大周朝立刻陷于风雨飘摇。周公在历史关键时刻，社稷存亡之机，毅然决定用武，他与姜子牙再次从陕西出发，东征讨『乱』。在战斗中，三监（周人）、武庚（殷人）、东夷人，三伙势力互相配合失度，各自为战，被姜子牙隔挡开了东夷人——姜子牙硬顶着，东夷人往中原冲，姜子牙颇吸了很多东夷人的“炮火”，被揍得很惨，给西边的周公争取了时间和空间，得以从容聚歼中原的三监与武庚这些暴『乱』分子：把纣王的儿子武庚斩首、“三监”
的管叔捉住杀头、蔡叔流放、霍叔削职为民。然后周公向惊恐甫定的周成王解释自己的忠诚，并在周成王20岁长大成人之后，归还政权给周成王，自己重新做臣子。后代科举考试，写策论或者八股文，周公成了文章里的明星，言必及周公。
他给后人立下了做“辅政大臣”的规矩和标准。
不过，说实话，所谓的“周公辅政”是后代学者好意的编造，事实上周公蹑了七年的天子位，《史记》上说他坐在宝位上，南面接受诸侯大臣朝拜，背后『插』着斧钺，俨然就是天子。而小孩周成王则跑在院子里玩『尿』泥（这句是我说的）。为其如此，管叔（三监的老大）自认为是行三，（周武王行二，周公行四），在周武王死后，如果要兄终弟及的话，也应该是我老三管叔上台，而轮不到你老四鸡蛋，于是他发动暴『乱』，又联合了时刻想着“反周复商”的武庚。不过这家伙很傻，和商朝“余孽”武庚粘乎在一起，只能使自己陷于舆论上的被动。
接着，周公和姜子牙又联手去收拾东夷族。东夷人早前斗垮了纣王，却被周人抢先摘了桃子，自然一直不服气，早想与周人一较高低，于是配合三监与武庚一起反周。在三监、武庚伏法以后，周公东征，这场战斗持续了三年，东夷的十几个国家卷入其中。但战斗壮烈的细节无闻于历史，我们只知道周公把反周最厉的奄人（曲阜地区）全部骟掉（限于男人），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太监又叫“阉人”。我们可以想象，那些战争幸存的男人，有的人额上被路上了墨印，有的被刺瞎了一只眼睛，他们的家园在焚烧，他们在周人的驱赶下跌跌撞撞地走向远方，成群结队去中原各种劳动场所消磨残生。这些亡国奴再不能回到他们的家乡。至于那些惊慌失措的『妇』女们，则被狂喜的敌人你争我夺。特别是东夷贵族的公主们，她们美丽娇弱的躯体还来不及挣扎，就被剥掉哀悼父兄的丧服，像一具具雪白的牺牲，被献于庆功的祭台。据说只有她们纯洁的血，才能安慰阵亡的战土之灵。
当然，这些想象也许对周公不太公平，而人祭的现象，随着文明的进步，到了周朝也越来越少，但我们可以确信的事实是：纣王遗留的猛将“飞廉”，带着商王朝原本驻扎在山东地区的主力军队，与东夷族并肩战斗，跟周公、姜子牙统帅的周军进行了长期鏖战，期间胜负有起有落，但是失去帝国财政支持的飞廉禁不起消耗，也没有补充，他的主力越打越少，直到被追到了海边，山穷水尽，飞廉在祭祀告白了纣王在天之灵之后，拔刀『自杀』。一个烈烈煊赫的商王朝，经历六百来年风雨历程，至此彻底焚灭。
八
周公反思了周初暴『乱』的原因，实在是中国地域太广，周人政治中心偏在陕西，对中原鞭长莫及，于是他在当政第五年起开始于天下中央的洛阳地区修建洛邑，以镇抚东方，成为当时的上海（面积则等于清华大学），而政治中心依旧是陕西的镐京。两个地方各有六个师和八个师合计四万多人的常备军驻扎，这也是周王朝所有的国家常备军。
周公没有想到，“上海”这个洛邑，原本是为了安置武庚暴动后失败的“殷顽”居住以便集中监控的，在近三百后，却成为了周人自己的避难所：公元前771年，西边陕西镐京的周幽王老大爷由于“烽火戏诸侯”的闹戏演砸了，被犬戎异族攻破镐京，国破身死，儿子周平王被迫带着『政府』班子东迁来到洛邑。大周朝以此被分为前期的“西周”和周平王东迁之后的东周而“东周”，前后两个时段。而“东周”又细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优美时期。
我们把镜头从新拉回大周朝初年，也就是西周初年。因为周公功大，他儿子被封到山东曲阜，建立鲁国，成为鲁国第一代领导人。
“周小公”带着老爸周公的嘱托，来到鲁国开展工作，受其圣人爸爸的影响，周小公有点文人脾气，生搬硬套他爸爸那套礼义治国方针。他写了长达三十筐竹简的工作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鲁国土著不尊周礼，痛心疾首地说服各个部落进行自我改造，主张全盘“周”化。曲阜这里一度曾是商朝的都城，商朝遗民也满多的，类似犹太人，很会做生意，打造了良好的商业基础。周小公觉得这是资本主义尾巴，非割掉不可，商人们必须改按中原模式到田野里去，撅着屁股铲地，不许做小买卖。曲阜这里还有好多东夷人，尚武好猎，『性』格直烈，好在刚刚被周公东征时已经“践”过了——据一些古书说很多男人被去了势，大约就温和多了。但还需要调教，于是周小公按照周礼教当地人“磕头”。
第一种磕法是稽首，就是跪下后，两手着地，拜头至地，停留一段时间，是磕头中最重者。顿首是引头至地，稍顿即起，停留时间短，是磕头中次重者。空首是两手着地，引头至手而不着地，是较轻的。这三种磕法是最主流的。臣拜君，子拜父，学生拜老师，新婚夫『妇』拜天地、拜父母，都行最重的稽首礼。平辈同级之间，拜迎拜送，拜望，拜谒，行轻一点的顿首礼。对于卑者的稽首礼，尊者以最轻的空首礼答拜。
有能力的东夷人还可以选学提高班的课程：振拜，是两手相击，振动其身而拜。吉拜，是先拜而后稽颡，即将额头触地。凶拜，是先稽颡而后再拜，头触地时表情严肃。奇拜，先屈一膝而拜，又称“雅拜”。褒拜，是行拜礼后为回报他人行礼的再拜，也称“报拜”。肃拜，是拱手礼，并不下跪，推手为揖，引手为肃，其实这是军礼，军人身披甲胄，不便跪拜，所以用肃拜。如果你脑子有点『乱』，搞不明白了，不要紧，这本来就是高级班的课程嘛，不会也罢。
于是，鲁国人忘掉了从前东夷族的尚武传统，讲求亲情礼义、和和美美，大家互相作揖磕头，在山水秀丽资源富足的鲁国，过着束手束脚、不咸不淡的日子。后来这里出现了一个大圣人孔子，一点都不奇怪。等后世孔教盛行以后，“鲁国模式”被推广到全国，最终使我们成为“礼仪之邦”，直到现在还有人引以为骄傲。
作为礼仪之邦，就要拿出行动来。大周朝不光磕头有礼仪，走路说话都有分教：在尊贵者或长辈面前经过要“趋”（急走、小跑），而不能平稳地迈着方步过去。在登堂的时候，每登一级都要稍微停一下，让两足都在同一阶之后再登。登堂以后（堂就是大客厅），由于空间比较狭小，所以不必趋，而要“接武”，“武”指足迹，“接武”就是后一步要踩在前一步的足迹之半的地方。如果手里拿着贵重的礼玉，那无论是在堂上或在庭院，都不必趋，因为怕跌倒摔坏了玉。
好，我们把整个行走的动作连贯一下，请大圣人孔子给我们示范：进入鲁国国君的院子大门的时候，孔子害怕而谨慎，好像没有容身之地一样。孔子站立的时候，不站在门的中间，走过门的时候，不踩门槛。孔子提起衣襟往堂上走的时候，十分恭敬谨慎，好像憋住气不敢放一样。走近鲁君座位的时候，面『色』矜持庄重，脚步加快，言语拘谨，好像底气不足一样。这种拘谨的状态直至拜见完毕（中间最难的如何就座、如何磕头我们待会再说）。孔子走出宫室降下台阶的时候，面『色』才放松。下完了台阶，孔子再快快地向前急走几步，犹如鸟儿展翅一般。但是，这也好不了多久，等到回到自己车上的时候，孔子便又摆出恭敬而内心不安的样子了。
试想，一个精通了这些繁文缛节的人，还会想着跟人打架和造反吗？礼仪这种东西的神奇之处就在这里，它可以通过约束行为模式而改变心『性』，最终维护大周朝所追求的等级秩序。
就座的程序也很麻烦，首先选择席子，因为没有椅子。为什么没有椅子，是因为当时室内的照明条件比较差，黑灯瞎火地，人们尽量贴近地面生活，以方便『摸』索。炊具（三足鼎）摆在地上，餐具也放在矮地案子上，床也很矮。总之那时候的人们喜欢贴近地面生活。越古的人，越喜欢贴近地面，这跟早期人类的挖坑『穴』居有关，如果当时硬让他们去坐椅子，他们会头晕，就像没经验的人坐在酒吧台椅上一样。他们也不用马桶，如果上马桶，就会恐高。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室内的高层空间（除了日本人还喜欢趴在地上）。
大周朝也不是直接坐地上，屁股下面有席子，按照规定，天子坐的席子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之席两重。席的花纹也有差别，有个孔子的大贤学生，死前发现躺的席子花纹超过了他的身价级别，也嚷嚷着爬起来要换，换成低级的，结果没等抻完席子就把他折腾死了。席子在屋内的摆设位置也有尊卑的差别。不同级别得人席位不同，离开门得远近，是东是西都蕴涵着等级秩序。臣子不能和君主同坐一席（当然，男人和女人也得分开）。入席时候应该从席的后面上去，谁从前边迈上去谁是混蛋。坐下以后，膝盖离席子前沿保留一尺间隙，以表示谦恭。若是在读书和进食的时候，则又要不保留间隙，往席子前沿坐，以免看不清书或将食物落在席上，那就不乖了。
坐席子的姿势，也有讲究，不能叉开胳膊肘，以免妨碍同席的并坐之人，同时两腿采取跪坐的姿势。为什么是跪坐，不跪不行吗？这里就又有讲究了。商周的人们都是两截穿衣，着在上身的称“衣”，穿在下体的称“裳”。“衣裳”两个字即来源于此。上身的衣，是交领右衽的短衣，衣袖不算宽大，下摆比较长。下身的裳和后世的裙子有些相似，但却是两片，一片蔽前，一片蔽后，左右两侧各有一道缝隙（类似旗袍），可以开合，这样在便溺时就不必解开腰带，直接褪下就可以了。穿着这种下裳，在曰常生活中必须十分谨慎，稍不留意，就会有暴『露』大腿之虞。所以坐下来的时候必须采取跪姿，而不是两腿朝前坐着——那将势必泄『露』下体*，是严重耍流氓的姿势，叫“箕踞”，像荆柯临死时那样，出于对秦始皇的羞辱（杀不了秦始皇，就让老秦看看我的下体，也算泄恨）。
知道怎么跪坐之后，下面开始吃饭，也是满有讲究的。天子吃饭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则用三鼎。鼎中都盛放不同的肉，这些肉还要分好放在繁复的餐具里边，实行分餐制，细节就不说了。要说的是，西周初期的鼎，现在值十几万块钱一个，你可以去买。米饭则放在青铜簋里，天子用八簋、诸侯用六簋、卿大夫用四簋、士二簋。上述差异表明，“名位不同，礼亦异数”。至于屋子里、院子里不同级别的人点几根蜡烛，走下台阶的时候，什么级别的人从东，什么人从西，都有详细规格约束。总之，礼仪对于周天子、诸侯、人臣、士人都有不同的详细要求。通过演习运用这些礼仪，使得下级对上级的服从被固化在日常生活行动之中，以至于从骨子里都习惯了尊重君长，从而忘记造反了。也是啊，以当时幅员辽阔的中国，成百上千的诸侯来论，大周朝的三四万常备军哪里看管得过来。礼仪可以起到千军万马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啊。
周小公利用《周礼》，花了三年时间，最终把鲁国的东夷秉『性』狠狠地整改过来，从而稳定了这个在“周公东征”时反周最凶猛的国家。但它北边的山东临淄却是另一个景致。姜子牙因为功勋盖世，被封到了山东东北部的临淄，是为齐国。作为武人，姜子牙尊重和保留了东夷人传统秉『性』，也就是尚武精神，其中体现着竞争意识。姜子牙鼓励竞争，发掘有一技之长的专家，重用能人和功臣（而不是像鲁国那样讲求亲情而把任人唯亲）。姜子牙说：一定是能力强、在竞争中出类拔萃的能人才可以重用为官。姜子牙还鼓励经商，不拘一格地搞活经济，开发渔盐，治理盐碱地，鼓励『妇』女织造，刺激器皿手工艺生产，引导商朝遗民发展商业以补充农业的局限，国力蒸蒸日上，并且保留东夷尚武风格，不停地欺负鲁国，还搞『性』自由。后来，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第一，还冒出来了一个大能人管仲，也是必然的。看来，什么样的土壤，就造就什么样的人才。周小公虽然利用刻板的周礼把鲁国搞得思想统一，安定团结，但也丧失了变革进去和竞争的精神，最终一直被外国诸侯欺负。而姜子牙的齐国解放思想，经济武力强大，但由于思想解放了，没有周礼秩序的束缚，犯上作『乱』、政治动『荡』也频频发生，最终被“田氏”篡权。所以，要么求稳定（像鲁国），要么求发展（像齐国），这两者是一个矛盾。纵观中国的历史，总是牺牲后者以求得前者的为多，我说得没错吧。
上文还提到『性』自由，这不光是东夷族的文化（齐国有桑林，是男女幽会的好地方），即便在刻板的周礼大获流行的中原地区，周『政府』还是依照古代遗俗，保留了欢乐谷的娱乐项目。当时有很多人没有专门配偶，打着一辈子光棍，不组建个体婚姻家庭，所以需要欢乐谷，人们呼唤着欢乐谷。于是《周礼》规定：“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也就是一年中的某个特定季节，男女可以自由结合而不受制约，“奔者不禁”，就是俩人钻高梁地，没人管。甚至鲁国大圣人孔子的出身，也有“野合”的说法。
九
从技术角度看远古的中国，通讯、交通都不利索，大周朝只能借助分封制来管理庞大的国土。周天子的弟兄们，各自封出去承包一块儿土地（其实更关键是获得一批人口），成为诸侯国。分封往往带有偶然『性』和随意『性』。比如“小孩周成王”喜欢过家家，一天和弟弟叔虞在梧桐树下玩。周成王捡起片树叶，撕成玉圭模样（上圆下方，是诸侯的玉玺），说：“你让我骑一下，我就把你封到唐国去。”这句戏言，被大圣人周公听见了。周公虎起脸说：“天子金口玉言，岂能儿戏。”于是周公就不辞劳苦地从陕西镐京出发，履行小孩周成王的戏言，把山西南部一片土地占下来，封给叔虞，就是晋国。
具体分封的仪式是这样的：周公或周成王造了一个大社，社的空场堆着五堆土，东面一堆是青土；南面赤土；西边白土；北边骊土；中央以黄土。宗室亲戚、战斗功臣以及友邦领导人都团聚到这里来。将被分配到哪个方向去，就从哪个方向的土堆里凿取一把，与中央的黄土混合一起，裹以白茅，送给他，作为分封的信物。这就是所谓的裂土分封吧。
这个堆土的地方就叫做“社”，诸侯领了土，跑到自己的封地上，也修建同样的社，定期祭祀社神，也就是土地神（后土先生）。祭肉都是从周天子的社里取来的，是牛肉干儿。诸侯军队出征前，也要到社里领取牛肉干，回来后要在社里献俘。社这个东西，很快普及到基层，一般地城邑和村落都有社，平时打官司也在社前听讼，老百姓节日里跑到社来喝酒聚会，这个聚会叫做“社会”，就是如今society的意思。总之社是个神圣而且热闹的地方，即便老鼠也赶来凑热闹。但你不敢放烟熏老鼠，怕一不小心失了火，把社给点着了。所以“社鼠”，表示天子身边的大坏蛋，君主身边的幸臣，狐假虎威，你都不敢动他。
鲁迅先生曾写过《社戏》，就是在社里演的戏，归来的路上还偷了六公公的豆。
至于阿q先生糊里糊涂被人在土谷祠里捉去枪毙，这个土谷祠，大约就是供奉土地神——社神的社。既然叫“土谷祠”，说明它又供奉着谷子神。
谷子神是后稷，后稷接受祭祀的地方是稷庙，与社往往挨着。“稷狐”，表示稷庙里藏的狐狸，你不敢拿水灌它。它跟“社鼠”是哥们。总之，“社稷”是国家的象征，政权的代名词，拆掉某诸侯国的社稷，再拆掉其祖宗宗庙（里面有牌位），就表示这个国家被灭了。
周初分封制度好处可谓立竿见影，诸侯们感恩戴德，立刻给周人帮忙，从而保障了周公东征的胜利。除了周天子的弟兄，当初追随周武王伐纣的众多诸侯，也因功得了正果，被封回原籍当诸侯，比如“汉阳诸姬”，就是分封在湖北省汉水流域的一帮诸侯。更有一些诸侯属于无功受禄，比如黄帝的后代被封到了济南附近，尧的后代封到北京大兴县（离我住处很近！），舜的后代被封到陈国（包拯“陈州防粮”的地方），大禹后代封到杞（开封附近）。他们受封，没什么讲究，全凭了一个好祖宗，但这也可以看出周人的一种大襟魄！
平常，诸侯各国自己养活自己，不给朝廷增加负担，还能派大夫进京贡献纳宝，战时拱卫京城，还可随王军出征，打周天子想打的人。它缓和了各部落、各民族斗争，给地方以政治经济发展的自由模式，容许了多民族个『性』文化的百花齐放，在此基础上才慢慢融汇起伟大的汉文化。
当然从人『性』角度来讲，诸侯们不愿意老老实实呆在基层当土皇帝，但是呢，由于诸侯国数目众多（据说有300多个，甚至上千个，面积都很小，方圆不足百里，相当现在一个县城），于是想闹事也多半是小国之间互相斗殴，或者国内争权夺利的内讧，战争再升级，也不过是地方上的群殴，很难统一起来对抗中央。即便如此，中央对地方的军队编制和活动区域，都做了严格的等级限制。
汉朝人借鉴了这种体系，把汉初分封的大诸侯，细胞分裂似的，分解成多个小诸侯，这样越分越小，鼓鼓囊囊地拥挤在全国版图里，没有力量对抗中央，因此从整体宏观上看（比如说从月球上看），全国是安定团结的。
最后要说的是商朝的遗老遗少，除了一部分殷顽被集中在了洛邑，另一批“商朝余孽”，则跟随纣王的哥哥“微子启”被封到了河南商丘，是为宋国。微子启因为是亲周派，比较乖，所以获此殊荣，而且被誉为大贤人。他们到了宋国以后，由于都是古怪可笑的遗民，所以大家拿笑话编排他们，比如“拔苗助长”之类的。“杞人忧天”，则是编排夏朝遗民的，夏朝遗民在杞国。
当我们把焦距推到诸侯国内部，随着诸侯国君的儿子越来越多，也要分土地给他们，他们就成了卿大夫，卿大夫有自己世袭的土地、军队和一套管理班子——“家臣”，俨然国中之小国，但要听诸侯国君调遣，随国君外出作战，也要上缴财务。但是一旦卿大夫势力大的时候，就可以弑君，瓜分国君的军队、土地乃至国家，而礼仪上的谮越——超越臣子应有的礼仪标准，更是常事，从而把最喜欢维护原有等级秩序万年不倒的孔子气个半死，这都是后话不说。
从天子封到诸侯，诸侯封到卿大夫，这种体系被叫做“封建制”，封邦建国的意思，英文对应词是feudal system，按《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封臣以领地的形式从领主手中获得土地，封臣要为领主尽一定的义务，并且必须向领主效忠。这用于描述我们的大周朝非常合适。当我们把商朝定位初级的封建社会，周朝是封建社会，那秦朝直到清朝，我们则叫它“皇权社会”才好。
十
大周朝天子，多数得到善终。除了小孩周成王的孙子（小孩周成王也有老的时候啊）——周昭王，死在南征江汉流域的归程上，整个全军覆没。周昭王的儿子周穆王则是个大旅行家，驾车跑到中亚地区的吉尔吉斯草原，泡了很多外国女孩，随后抛弃了她们，使她们哀怨得要命，说“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李商隐的诗）——穆王不再找她们玩儿了，他的奔驰车不是跑得很快吗？怎么不见来啊。周穆王是去了昆仑山的西王母那里（这么多年了，西王母模样也没见老，还是“豹尾虎齿”，从前黄帝和后羿都找过她，前者买了本打仗的书，后者买了不死『药』）。周穆王则跟西王母讨了件稀罕玩意——“夜光杯”：对月映照，『色』晕皎白，光明四方，是祁连山羊脂白玉雕琢的。
游行无度的周穆王干了55年的开心天子之后，周朝变得更加潇洒，以文治为特『色』，老百姓比较舒服，孔子所谓“郁郁乎文哉”，国家弄得『色』彩斑斓，礼仪彰美，如果你在那时候当官，一定很好混，会吹牛腿再有个好爸爸就能享受一生了。不过，周朝的杀人手段也很完备发达，继承了商朝的精神财富，计有砍头，活埋，肢解，去势，刖足，凿膑，割鼻，剜眼，拔牙，割舌，去耳，纹面，等等，也烹人。看得出来，那些负责行刑的人现在都投胎去了美容院。但你不必害怕这些刑罚，大周朝“刑不上大夫”，这些刑罚都是给老百姓预备的。
老百姓就这样在大周朝的抚养下过着好日子，好日子到了建国第两百多年的时候，开始变得不像话了。这时候执政的叫周厉王，给中国创造了两个知名成语，一个是“道路以目”，一个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这个无道昏君周厉王还宣布天下山林川泽都归他个人，谁都不许进去打渔捕猎。肉一下子就少了，牛又不会耕地，农业技术又没抓上去，国人眼睛饿得发蓝，于是发生城市暴动。暴动主体是国人，叫做国人暴动。国人相当于古希腊的平民，是城镇自由人。他们一起造反，冲向周厉王的王宫，周厉王狼狈西逃到了今山西省霍县。
周厉王跑了以后，一个叫共的小国领导人（在河南共县）被推举出来主持『政府』，这人名叫“共伯和”，他管事的这十几年叫做“共和执政”，有人望文生义，认为这是民主共和的意思，谬矣。共伯和执政第十四年，周厉王死在流亡的山西了，太子静即王位，是为周宣王。
为了表示跟老爹划清界限，埋汰他老人家，周宣王把自己的爹谥为“周厉王”。谥号，是一种活人对死人的荣誉称号，开始于大周朝，后来一度被秦始皇取缔。其实，得到这个恶谥的周厉王是个改革家，他把山林川泽收归国有，实行国家专利政策，以加强国力，是符合历史发展进程的，标志着现代意义上国家概念的成熟，只是当时的人不理解、不配合。两百年后，改革家管仲率先在齐国实现山林川泽专利，极大地增加了国家财力，为富国强兵推波助澜。直到今天，森林、河流、矿产这些东西，都是国家组织开采专营的。
周宣王给历史带来了一段“宣王中兴”。好景不长，不过数十年，爱江山更爱美人的周幽王老大爷继位了。但是周幽王是个“年纪一大把，学问没有，笑话倒是有一车”的人，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脑子上的沟回却越来越浅。他的夫人——老美女褒姒喜欢听裂帛的声音，他就把大匹大匹的丝绸撕成条条给她听（这算是很前卫的音乐了）。而这时侯，西戎的铁蹄不断蹂躏大周西域（说“铁蹄”还不对，那时候还弄不出铁来，炼铁需要1300度高温，那时也就弄到1000度，炼青铜还可以。所以当时的马也没有马掌，它们都是『露』出了马脚来的）。
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富国爱打穷国，而远古的时候穷国爱打富国，稍微一打，回报都特别高，比自己搞生产强！因为武器差距越小，穷国未必打不嬴富国。所以周朝的忧患来自蛮族。跟蛮族打仗的时候，周天子拘泥于堂堂正正的车战，有一大套礼仪讲究，管打仗不叫打仗，叫“观兵”，也没有发展出适合山林江河作战的军事技术，终于被西戎、北狄欺负得够戗。陕西镐京，再往西便是戎人。周幽王和诸侯约定了一套“声光通讯”的办法：在大路修筑土堡，设置大鼓。如果戎兵入侵，就点起烽火，击鼓传告，诸侯军队都来援救。
为了博得褒姒勾魂的笑靥，周幽王利用这些军事设施导演了一出杰出的文艺大联欢——“烽火戏诸侯”。他老人家屡屡击鼓举火，招引诸侯驰救，来回白跑，把诸侯当猴耍，演出“狼来了”的故事，博得老美女褒姒掩唇一笑。
光有老女人添『乱』，事情还坏不了，他又任用坏蛋来治理国家，于是泾渭地区发生大地震，老祖宗的发祥地“歧山”也地震了。古代的地震都是代表上帝意志的，但乐观的周幽王不以为意，违逆天意和历史习惯，废掉了太子，把老美女褒姒的儿子定成接班人。
那个被废掉的太子（周平王）也不是个善主，他冲冠一怒，勾引犬戎异族来攻打他老爹的江山。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诸侯没一个来相救的，喊了半天狼来了，扯破了嗓子的周幽王，被犬戎眼睁睁地逮住，揪着胡子杀死在骊山之下（以自己的生命和权位，换取了这次联欢活动的大成功）。
曾经被周幽王烽火戏弄过的诸侯们，也不是个个都见死不救，有个精忠报国的郑国领导人就老远跑去凑热闹，结果喋血镐京。他的儿子郑武公哭丧着脸，红着眼睛，使劲扁那帮西戎兵的屁股，扁跑他们之后，夺回满目疮痍的镐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镐京已经失节了，周平王夺回了它却不想要了，于是放弃西壁江山，东幸洛阳，去中原另起炉灶。
犬戎兵可劲抢光了周室数百年积累的珍珠宝石美器奇货和美女，源源不断运出镐京（陕西西安东南），放火又把犯罪现场烧为平地。从公元前1046年立国，到公元前770年被攻破，将近三百年的“西周”时代就这样冒着狼烟结束了。历史向来如此循环，项羽烧秦，董卓烧汉，几百年经营的歌舞升平，出将入相，舞榭歌台之所，几天之内烧夷成野狗出没的废墟。
在人类短暂的文明史上，落后民族（蛮族）对先进文明的袭击和反动，比比皆是。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此时正在遭受异族的攻袭而衰落，欧洲地中海畔希腊半岛上的迈锡尼文明则已被蛮族所摧毁。在迈锡尼文明的碎片上，希腊人则再次创立起二百个城邦国家，开启了古希腊的辉煌，并且每四年一次举办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当古希腊人刚刚结束他们的第三届古代奥运会锻炼身体，东方正是显赫已极的周王朝遭到野蛮民族犬戎的祸害，镐京残破，人民害死的时候。周平王在郑武公等诸侯的勤王部队保护下，向东迁移四百公里，东幸洛阳。郑武公勤王完毕，过了几年，就高高兴兴地死了。他的儿子郑庄公，则是我们下一本书开章的首要人物。
由于东迁以后周天子元气一直没有恢复，诸侯们开始相互兼并，时光进入东周列国。历史毫不犹豫地继续延伸，让我们看见大周天子东迁之后江河日下的统治。从这以后，即便从整体上看，从月球上看，貌似平静的中原大地也再不貌似平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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