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相消耗得非常厉害。东夷人与纣王之间发起的旷日持久的三次大会战，一定来的异常惨烈，只是由于东夷人最终没能掌握政权，所以战争的细节淹没于历史，无闻于后世。
以当时生产力相当低下的境况，长期战争足以拖垮一个王朝。纣王虽然东线作战取得胜利，但国力已经枯竭，而且西向防御的大门长期敞开。周武王立刻抓住时机，撕掉脸上的笑面虎画皮，兴兵中原，一举灭之，而且灭的很轻松。
我们有理由相信，周军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商王朝的灭亡，四分之三的“功劳”在于那些东夷人的撕咬。这就好比大明朝的灭亡，是先被李闯王长年折腾，掏干了它的躯壳，才轻易亡于关外的满清了。
纣王亡于周人之后，东夷人气鼓鼓地说：“明明是我们斗垮了纣王，却被西边的老客先摘了桃子！”于是，东夷人与周人之间，随后又进行了三年角逐，这就好比项羽和刘邦在共同推翻大秦朝以后的五年争霸战。最终，周人攥紧了中原大桃，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王朝。
让我们把镜头拉回“武王伐纣”前的动员大会上。为了选择最佳的作战时机，周人照例进行了封建『迷』信的占卜活动。打仗讲究天时地利，天时好不好，就是这占卜的东西说了算，也就是乌龟壳和蓍草说了算。
周武王占卜显示，天时却很糟糕，乌龟壳和蓍草都说“大凶”。雄心勃勃的新兴王朝领袖们面面相觑，姜子牙当场耍赖，呸呸地吐唾沫：“不算数！枯骨死草，知道什么凶吉！不算数！”命令集结在城外待命的部队拔营出征，进攻商帝国。
（一千多年以后，前秦王符坚准备南征东晋王朝，占卜的结果也是大凶。他援引了历史上武王伐纣这一幕，给自己充满信心的玩火计划寻求辩解。然而天命却狠狠捉弄了他，乌龟壳的预言使他在淝水之战不仅输光了60万军队，还倒贴了自己的人头。）
公元前1046年，西北高原风和日丽的万里长空下，一个新兴王朝久经积蓄之后，崛起在苍茫地平线上，浩浩『荡』『荡』的队伍，在一个中年男子和一位世故老人率领下，车上载着周文王得木主（有点抬棺大战的意思），预备渡过黄河，把他们的龙旗『插』到几千里以东那个虚弱的旧王朝坟墓上去。这支军队总计三百辆战车，虎贲三千人，兵员并不庞大。当然还有一些同盟国辅助出兵，担任配合作战，主要是来自长江汉水流域的九头鸟（湖北人），以及巴蜀（四川人）。军队进发得并不迅速，他们后面跟着牛车。牛在那时候不负责拉犁，牛平时无忧无虑吃了睡睡了吃的，像猪一样，等着被杀了吃肉。大牛则用于拉车，打仗的时候，马拉着战车在前面逞能，牛套着辎重在后面输送给养。总之，牛在那时候还是见过世面的，还是比较牛的，不需要“脸朝黄土背朝天”地享受耕地的苦差。牛慢慢学会耕地，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猪呢，则直到现在也没学会）。
就在这个时候，还多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一对老哥俩，伯夷和叔齐俩大贤人，急急慌慌从养老院追出来，抱住周武王的车辕，说了一大段“子不可以背父，臣不可以叛君”、“不可以暴易暴”等等令人费解的人间第一大道理。
左手持黄铜大斧子（钺），右手攥着白牦牛尾巴的周武王，给说哑巴了。回头看看左右，左右举起青铜短刀。姜子牙抬手说：“都是义士啊，放他俩走了吧。”
大军带起滚滚遮日的黄土，从两个发愣的老头子面前碾过去了。伯夷、叔齐老哥俩当然懂得，大周兵旗上的图案，是龙，因为周人崇尚文采，商帝国则是虎，因为他们崇尚威武，而再古远的夏代，旗子上是日月，因为他们崇尚光明。
龙旗和虎旗的一场恶斗就要来了，俩老头该站在那一方呢？当然，不食周粟的两个倔老头以饿死首阳山的实际行动，向历史交上了他们的答卷。这俩个老头的来历，我们还需要『插』叙一嘴。他俩本是孤竹国君长的儿子。孤竹国老君长死了，命叔齐继位，叔齐觉得普天之下最贤的人，莫过于他老哥伯夷了，就让位给伯夷。伯夷认为四海之内最贤的人莫过于他老弟叔齐了，就非不接位。两个天下最贤的人互相推让，觉得华北之大，已容不下两个并世贤人了。于是他俩就一起出逃（有点搞笑，逃什么呢，又没有人追）。
这一对儿被自己的伟大吓跑了的人，听说陕西的周文王善于养老，就投奔那里了。放着自己的国君不干，去陕西吃吃白饭。就这么俩人，司马迁还把他们放在《史记列传》的第一篇去大书特书。两个大贤人都撂挑子了，孤竹国没多过久就被异族占领，成了山戎的大本营，四处外出『骚』扰。后来齐桓公管仲同志北征山戎，才平定了这里，这是后话不提。
这只万人队伍卷起烟尘，继续前进。这个想象却是错误的，当时的黄土高原一片苍翠，并没有黄沙。而当军队下滑到了华北平原，更可以看见百分之四十的森林覆盖着郁郁苍苍的平原。就是说，这一队人向左扭头，可以看见茂草摇转的草原和城邑农舍；向右，则是野兽们的乐园，阳光钻不进的大森林里穿行着披『毛』犀、三趾马、剑齿象和李氏野猪。
在一千多里行程的末尾，周武王龙旗的一方，列阵在河南淇县（朝歌）的郊外一块叫做“牧野”的地方。与之对峙的，是纣王虎旗的一方：蔚然大观，铺天盖地、持矛横戈，总计——哇！十七万兵马，蝗虫一样麇集在我国中原大地三千年前的黎明之下。
不过，这个数字是被夸大了的。甲骨卜辞显示，商王朝一般出征方国，兵力不过万人上下，现在是王畿保卫战，固然动员的多一些。但是长年与东夷的消耗战，已经使得商王精锐尽死于外，主力牵制在东方，能够被组织起来仓促应战的恐怕多是临时征发的民夫，人数也绝对不会超出三五万。
大风自东向西，吹过纣王仓促拼凑起来的『乱』哄哄的行列。这些临时的民兵，很多人捏戟的姿势还很像捏锄头把儿。大风猎猎席卷，吹到远道而来的西北人刚劲强韧的脸庞和岩石般屹立的身形上。
当战场部署完毕，姜子牙先说：“请大家举起你们的戈，排好你们的盾，竖起你们的矛，欢迎领导讲话。”（矛的根部有铜钉子，可以扎进泥土，像旗杆那样竖起来）
“嗟，呜呼——”周武王说，“各位友邦执事、各位诸侯领导，各位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长、千夫长、百夫长，各位战车兵、徒兵、虎贲，大家好——大家辛苦了。古话说，‘牝鸡无晨’——什么意思呢？母鸡不应该打鸣！如果母鸡负责打鸣报晓，这家人就要倾家『荡』产了。而今，商纣王听信『妇』人之言（是美女”妲己“吗？），蔑视祖先兄长，用奇技『淫』巧取悦『妇』人，真是个独夫！
“今纣王侮辱无常（又是侮辱了金木水火土？），剥丧元良，商罪贯盈，自绝于天，结怨于民，上帝都不照顾他。我父亲周文王好比日月之照临，光于四方，显于西土，顺应天意。虽然纣王有亿兆之人，但是离心离德，我有能臣十人，而同心同德，诸侯拥戴。我要执行老天的惩罚，率领熊虎之师，吊民伐罪，永清四海。”
这篇记录于《尚书》的誓词，光成语就出了一大堆，什么“离心离德、同心同德、恶贯满盈、牝鸡司晨”，还有“独夫”，以及“自绝于人民”。都是骂纣王的。给纣王泼脏水的工作，现在正式开始了（并且加泼了一千多年才泼完，直到无处可再泼为止）。其实，纣王即便是个圣人，他的敌人和新王朝也要骂他。因为既然要打他，就不得不骂他。
太阳从地平线升起，周武王身后的一个史官，回望了一下天际渐渐淡去的星影，记录下了在这一激动人心时刻天空上的星座和月相（铸刻在了一只青铜鼎上），从而使得3000年后的学者，在借助计算机的复杂计算下，推算出当天的时间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战鼓从周武王身后擂起，起初声音不大，你精神太集中了，以至于觉察不到鼓从什么时候敲起。随后，你知道它是在你的胸膛里和你的心脏一起敲动，咚咚咚咚，旌旗和鼓指挥着战车像幽灵一样轻轻在日影下布置成十几纵列方阵，横排展开。鼓声指挥战车的车位，指挥步兵的脚步和站姿、蹲姿，指挥各种兵器错落有致地扬起或挺向前方，甚至每一个士兵的举目仰头，每一张脸上的严峻表情，胸膛的呼吸，肌肉的抽动，牙齿的咀嚼，都在鼓声信号指导下，精确地调动。这支万人队伍，就像一只猛兽，把身体里所有的发条，紧紧上满。
当敌众我寡时，只有把三军统帅得像一个人，才能够稳『操』胜券。深明此理的大白胡子前敌总指挥姜子牙，在指挥车上将令旗向日中直指，“杀啊——”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大规模的战车协同步兵野战，在两大决定王朝命运的军团之间，残酷展开了。
战兵迅猛的冲击力和机动『性』是步兵无法比拟的，战争机器一旦启动，就一定要搅出血汁。这次战役中的牺牲据说是流血漂杵，够意思的了，血水漂浮起了杵。杵是棍棒，两端带棱，比起昂贵的青铜武器来，杵是廉价的劣等兵器，自然是那些仓促组织起来的农夫们用的。可见主要是他们失掉了武器，也是他们的血在飘。
牧野之战的风云际会与喧嚣变幻，在后代史书上却被搞得模糊不清，有人根据《尚书》说是“流血浮杵、赤地千里”——红『色』染红了千里大地。但是这样的话，就有点像周人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夺取了商人拼死捍卫的政权，与一代圣主吊民伐罪的主题有点脱钩，于是在先秦、汉朝，出现“商朝人临阵倒戈，调转武器，为武王前驱，向七十里外的商朝老窝朝歌杀去，开开大门迎闯王的感人场面”，因而战争并不残酷。到底孰是孰非，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按《逸周书》记载，武王伐纣，杀死一亿零七万人，俘虏三亿人。这也是“天呀！不可能的。”好在古人的亿和现今的亿不一样！按照十进位的标准，个、十、百、千、万、亿，亿应该是十万。杀死一亿七万人，俘虏三亿人，应该是杀死17万，俘虏30万（仍略多啊）。
纣王没有出现在战斗现场，他也许知道这场战斗是徒劳的，纣王为自己的归宿做好准备。恶来担任了战场指挥主要将官，此人“力角犀兕，勇搏熊虎”，不过那是如干年前的事情了，他在一番苦战之后，被周军『射』中嘴巴，力尽而死。他的老爹飞廉，其时尚在山东地区组织抗击非典（对不起，抗击东夷。晚上太困了。）
周武王牧野之战大获全胜，乘胜奔袭七十里，碾碎朝歌城垣，兵临城内王宫。纣王不想让自己落到属国周人的手里，就穿了珠玉连缀的礼服，在鹿台上，*了。周武王用他那举了一路的大斧子，割下商纣王烧糊了的脑袋，悬挂在大白旗下，从而登上了周天子的宝座，一并被割下脑袋的还有美女妲己，挂在小白旗下。唉，也算是白首同归了。
顺便说一下，武王割商纣王脑袋所使用的大斧子叫做钺，这习惯一直流传下去，直到汉代，砍罪犯脑袋还使用这种钺，使用的时候还要配合一个菜板子——叫“砧”。至于刽子手改用鬼头大刀，那是很后代的事了。“钺”和斧子其实略有不同，“钺”刃部弯月形，样子夸张，像戏台上程咬金的板斧，后来当做皇家仪仗队的道具，欧洲也是如此。皇帝赐钺就表示授予军权。而斧子是有效的野战兵器，宋朝人经常使用长柄斧砍金军“拐子马”的马腿。
六
周武王的伐灭商王朝，并不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推翻『政府』。它更像努尔哈赤之入主中原，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由侵袭而实现的政权颠覆。当然，这个国与国，是带有宗主国与附属国的『色』彩，而不是完全对等。所以，灭商在当时人看来，是文明落后的异族周人灭了正统的商人。就像大清兵灭了明朝，明朝人感情上很过不去，商朝人也是一样。“反周”复商势力在暗自酝酿，很多人估计在寻找纣王的遗子。
周人也一样不安，如履薄冰，担心一觉醒来，商族残余势力与虎视眈眈的东夷人闹出翻天覆地的意外变化。于是，姜子牙提出了“爱屋及乌”的成语，要求：“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把他送到纽约——对不起不是。如果你爱一个人的屋子，也就连带爱他的乌鸦。恨一个人的政权，就要杀光他的臣民。”姜子牙想实行种族灭绝政策，首先拿纣王的儿子武庚开刀。周武王的四弟“周公旦”是个冷静睿智的人，对老姜的叫嚣嗤之以鼻：“我认为，想平静风雨飘摇的现状，必须尽快加速理论工作建设。”
“什么意思？”
“诸位想过没有，煊赫四方的强大的商王朝，骤然间被我们‘小邦周’所颠覆，不只是商人惊恐，连我们自己也奇怪。那个被商王所礼敬膜拜的上帝哪去了呢？
怎么关键时刻掉链了呢？疑问之余，我们只能这样告诉商人：上帝的庇护也不是无条件的，god only bless those who is deserved.你们不是口口声声称上帝吗？那我们就说上帝已经遗弃你们了。我们造出一个‘天’来，取代他的“上帝”！这样，颠覆了他的国家还不算，我们更要推dao他的精神支柱。“
周人于是创造『性』地首次明确了“天”的概念，天有自己的心思，就是天命，能治理好国家的人，自然就有了天命。在周人看来，天命不是没有条件的，它只照顾那些“敬德”“保民”的尘世之王。商纣王之失去天命惠顾而亡国，就是因为纣王没能“敬德、保民”，而我们名正言顺接过大统，就是因为具有“敬德、保民”气质。天命的概念从此兼并了商人的上帝，就像狭义相对论被广义相对论所包容。从此，中国人开始提天，而不再奉承上帝。周王也从此获得了“天子”的专称。
这种以“天命”为中心，“敬德、保民”为两个基本点的难能可贵的理论体系，确实比从前商王朝单纯依赖祖先之灵与上帝撑腰的“鬼治主义”迈进了一大步。
它引进了“德先生”和“民先生”这两个崭新的充满生命力的概念。
周公旦把这一套新思路向周武王汇报以后，武王登时感到豁然开朗，底气十足。
不再为自己以武力抢来天下而惶『惑』了，原来我们是承继“天命”的啊。立刻祭拜祖先，告慰季牧师、周文王的在天之灵，以及远祖后稷的魂魄，然后登上大周天子的宝位。
在大典上，我们猜想，陕西的那种“威风腰鼓队”也做了献技表演。此艺据说有四千年历史，很像求雨的仪式：骤雨飞溅样的鼓点，『乱』蛙蹦跳般的脚步，非常热闹。
下面就是我们要说的了。既然商朝王把“天命”输给了周人，那一定是商王在“敬德、保民”两个基本点上极其失败，这就有必要拿出纣王失败的证据，才能说服商人认命。于是往纣王脸上涂鸦的运动开始了。周武王在《尚书》中开列了纣王六条罪状：
第一是酗酒；
第二是不用贵戚旧臣；
第三是登用小人；第四是听信『妇』言；
第五是信有命在天；
第六是不留心祭祀。
这些罪条虽然属实但并不算过失，有的甚至用现代的价值观判断，富于进步意义。比如第二第三条的“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就很有代表『性』。这里的“小人”注意不是后代意义上的“君子、小人”那种道德观念上的小人，而是相对于“贵戚旧臣”（商王族亲贵，前任商王任用的旧臣的子嗣）来讲的出身低微的人，即没有显贵家族背景的人，说白了就是“非高干子弟”。纣王打破血统论，不录用王族中的亲贵和从前商王的旧臣之子，而是提拔录用出身卑微之人，这在周武王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过失，而今人眼光看来属于进步的用人观：是“唯才是举”，打破了“用人唯亲”的血统论。
从前商王武丁任用出身低微的“傅说”也是一种“登用小人”。不过，在当时的
历史条件下，任用出身低微的人而停掉亲戚不用，会遭到亲贵集团的蜂拥攻击，所以，武丁被迫采取托梦的曲折形式，来提出录用傅说。
同样，纣王为了挽救帝国的颓势，进行的这些必要的人事调整——录用“非高干”的能人取代腐朽的权贵，也必然导致了以其大哥“微子启”为首的亲贵和旧臣集团的疯狂反对，“微子启”甚至采取不合作的政策，带着自己的人怒而走掉，从而分裂了商王朝的统治核心。从史料上看，类似的上层分裂不限于“微子
启“一案。纣王的叔叔比干被处死，叔叔箕子被下狱。这可能也是因用人制度的调整触及了这些叔叔们的亲贵家族利益，以及其它的”政见不合“，最终与纣王发生严重冲突。不论谁对谁错，谁好谁『奸』，高层集团内部发生了巨大意见分歧和形式上的明显分裂，我说巨大是因为有人已经为此而死，这都很大地破坏了商王朝的国运。
纣王这些人事改革，被当时的人（包括他的敌人）所不能接受。就这么一点儿人事变革，都是那么的难啊！可见商王朝之积弊已久，问题之复杂，现实之难办。
一个末代帝王又能做点儿什么呢？只有挣扎一番之后，等着去殉死他的王朝罢了。这一点再次使我们想到了明朝末年的崇祯。
至于说纣王“听信『妇』言”，其实是少见多怪，商朝女『性』活跃，在政坛颇有作为，如前代武丁的“『妇』好”就是一个女『性』从政的杰出例子。纣王听信妲己，即便这是事实，我们也不要奇怪。当“贵戚旧臣”都不支持、不理解他的用人之纲，甚至分裂而去，那他也只有跟自己的媳『妇』合计国家大事了。当社稷危『荡』，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像蝉那样高叫，沸反盈天），这样的社会动『乱』局面下，人心惶恐，个怀叵测，也只有媳『妇』还是跟自己坐在一条船上值得可信赖的啊。
而所谓“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的罪状，这是小节，而且并不属实。从出土卜辞上看，纣王的爹和纣王时期，其祀典体系比前代最为成熟完备。
总之，周武王给纣王定出的这六条大罪，只有第一条“酗酒”算是有点价值和力量的。但是商朝人好酒，喜欢以酒佐餐、聚众豪饮，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从出土物来看，商朝后期的饮酒器明显激增，表示了社会饮酒之风蔚然。商帝国积累年头久了，财富丰厚，人们闲逸，走上饮酒的路子，好比古罗马帝国在烂熟时候的豪吃豪饮，是必然的事情。好比美国人现在富裕了，工作也轻闲了，钱也一大把了，就开始吸毒了。你也许会说，商朝社会的饮酒风气都是纣王带的头。这也是想的太简单化了。譬如说，假定如今美国吸毒问题严重，这也是克灵顿带的头吗。商代后期饮酒成风，成为社会隐患，是严重社会问题，原因该是广泛而复杂的，不单纣王一个想干，他推动也好，或者制止也好，想作移风易俗的变革，都不是那么容易。就好像清朝末年吸鸦片蔚然成风，不是某一两个皇帝能改变的了得，当时下层、中层乃至高层亲贵的人拼命要吸，皇帝根本拗不动他们。喝酒、吸毒、吸鸦片，这类问题的解决需要从社会根本机理与矛盾的梳理出发，这对于忙于应付东西外敌、内焦外困的商王末帝纣王来说，固然是无法实现的。
我们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最后一个帝王在事到临头时一般有四种选择：『自杀』、逃跑、投降、被俘。能有勇气选择第一种的，绝无仅有，好歹应该算是英雄。纣王*鹿台，与明朝末帝“崇祯”自挂煤山，颇为类似啊。光这一点也值得钦佩，并且看出了他的无奈，这个社稷的根本矛盾实在是闹的无法『药』救，才最终选择与它共亡。不过，崇祯的命要好一些，没有像纣王那样被清朝人拼命埋汰。
崇祯没有遭到大清人埋汰，是因为大清兵势力雄大，拳头很硬，可以替代嘴巴来说话。而周武王的万把人，起自西方撮而小邦，面对庞大的商王朝帝国，虽然胜了，但需要拼命辩解，以免遭受四方反弹袭来的灭顶之灾。所以，给纣王泼脏水势在必行。但周人泼的并不厉害，只是上述六条的就事论事而已，还不涉及纣王人身。我们从商周史料《今文尚书》之《商书》、《周书》诸篇中，均再未见商纣王失道失国的罪状，也无焚炙忠良、滥杀无辜、嗜血成『性』之类记载。总之，周人还没有把他与“暴虐荒『淫』”四字挂上钩了。
纣王真正之被脸上涂鸦，还不是他的敌人周人干的，而是五百年后春秋战国之际，那些学者们为了把自己的学说变得振振有辞以便游说诸侯，就需要拎出纣王这批古人来说事，甚至不惜伪造古史。春秋战国的人说话，喜欢举出极好的好人（也就是他们捧起来的圣人），以及极坏的坏人，作为正反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论点。于是，尧、舜、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都被包装打造成了极好极好的完人圣人而推出了，与之对应，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就是极怀极怀的坏人（没有一点好『性』，坏的彻头彻尾的）夏桀、商纣王、盗跖几位可怜而无辜的先生。也是，他们是亡国之君，前者是开国大帝，不挤兑他们挤兑谁呢？
其实，世上哪有百分百好透了了好人，和坏透了的坏人呢？但是夏桀和纣王终于开始与“暴虐荒『淫』”四字挂上钩了。学者子贡意识到了这一点，也有点看不过去，说道：“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后世言恶则必稽焉。”纣王虽不好，但不至于如此之坏，所以君子千万别把自己混的太差，否则以后的人要举出恶事来说理，就一定涂抹了他来充数！
在春秋时期，关于纣王的罪状还只限于“比干谏而死”。到了战国，比干的死法被活灵活现地演义丰富起来了，屈原说他是被投水淹死，吕不韦的门客说是被剖开了心，到了汉朝刘向说纣王剖开他的心是为了好奇，想看看“圣人”的心是不是七窍，到了晋朝，“皇甫谧”医生说纣王还解剖了比干的媳『妇』，想看看她的胎儿形态——我看是你这医生想看吧！医生想看活体解剖是可以理解的，但自己想看自己不说，说别人就不乖了！
至于纣王最著名的“酒池肉林”、“炮烙”的事情，大周朝初期的文献上也从来没有过，春秋时代也没有，是到了战国末期的“韩非子”先生，首次描绘而成，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非常了不起的：“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铏，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纣遂以亡。”
韩非子罗嗦了这么半天，最终的目的却不外乎是为了证明他的论点：“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意思就是防微杜渐。从而告诫他所爱戴的君王们，不要“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啊，否则就成了纣王那样的亡国之恶君啦！纣王使用象牙筷子，不在乎这些小错，不断积累，终于错越来越大，酒池肉林，以至于亡国！这种牵强附会，把纣的亡国简单归结于为纣设想出的“奢侈”，而忽略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与民族的种种矛盾，是肤浅的、片面的、也无道理的。但韩非子确实把“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道理讲的非常生动，是可以打一百分的作文了。而韩非子作文生动成功的原因，就在于有纣王这么个“意象”可以供他打扮起来任意当道具用。
到了西汉，司马迁在酒池肉林的基础上又加了“男女『裸』奔其间”，从而使他的文章也很生动，刘向也不干寂寞，首次把鹿台的面积升级为“大三里，高千尺”，并且详细设计了炮烙的图纸，还让妲己坐在佳宾席上旁观，看见罪犯调到火炭里，鼓掌而笑。到了接下来的东汉，纣王脸上留的空白不多了，只好把酒池的面积扩大到可以行舟，牛饮者达到三千人（这个罪状同时又塞给了夏桀一同分享，哈哈）。时光到了晋朝，“皇甫谧”医生咬咬牙，把鹿台的建筑面积，比汉朝提高了十倍，达到“高千丈”的地步，并且觉得炮烙还不过瘾，皇甫医生还设计了一个热熨斗，让纣王的犯人举着，一会儿手就烂了。不愧是医生啊，估计还是外科的。
总之，纣王的脸上就是这么一点点脏起来的，前后用了一千多年时间。我们有理由相信，纣王作为亡国之君，本来就跟明朝的崇祯一样平普，甚至比崇祯还来得有能力些，进行了人事改革和征伐东夷这一系列挣扎，最终殉死他的王朝，这是他的本来面目。后人之所以这么埋汰他，也说明是被当时的皇帝压迫的不行，只好借涂抹纣王来告诫人君，起到劝善惩戒作用。倘如此，纣王牺牲了我一个，也算是幸福了后来人，可以含笑九泉了。
七
早春温暖的阳光终于灿烂起来了，不知名的小花开满了原野，亡国之后的商人开始卷起行李，准备整队离开王畿，向北美洲移民。去美洲的事情，虽有争议，似乎也不能完全被排除。“危地马拉”现在又一尊扁平的脸朝向天空的巨的石女神像，形态几乎与我国商代一尊大理石分娩神像一样。“墨西哥”有15尊奥尔梅克式的头像与中国人模样酷似。奥尔梅克人拥有的玉圭，也类似我们商朝人的。奥尔梅克人和中国商人一样，都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玉石喜好者，而不喜欢黄金。印第安人使用的云雷纹也同中国相仿、最关键的是在美洲各地发现了数量颇多的酷似甲骨文的文字，以及八卦之类的好东西。近年来，美洲海岸又找到一些沉在海底的石锚，被认为是来自亚洲的物件。胆子更大的学者甚至指出，移民美洲的带头人是“箕子”先生，这家伙是纣王的叔叔，一个亲周派，被周人封在了朝鲜，然后进一步往美洲跑。
还有一些商人往西跑，来到周人的陕西地盘，当然这就是迫不得已的了，周人把他们带来之后，一同带来了青铜器、文字和发达的手工艺。当然，更多的商人被遗留在旧时商朝王畿地区，被称为“殷人”，领导这些殷人的是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但是周武王派了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夹辅着武庚，号称“三监”，就是坐地盯梢的意思。
武庚，呆在周人给他的办公小院，经常无言地走上西楼，看见残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着清秋。远天里有血『色』的晚霞，雪样地陈列在天极，但被近山遮住了。还应该有雨，有小飞虫，结了群，都比他来的自由。武庚看见飞虫儿向着已经放亮儿的烛火黄晕里去跳舞。武庚很想大叫一声，去旷大的林地里喊：“我要飞蛾扑火，我要反周复商！！！！”
周武王安排完商人的事，就返回了陕西西安地区的镐城。他觉得富贵还是应该还乡才对。出师一捷身就死，第二年，周武王却于陕西镐京急不可待地驾崩了，留下一个并不稳定的江山。接任的其子周成王是个13岁小孩，小家伙周成王正在发育求识阶段，忙着向周公旦学习十万个为什么，祭祀为什么用牲畜啊，为什么大王和臣子用的牲畜不同啊，冬祭秋祭的牲畜，犄角为什么不一样啊，豢养多长时间啊，等等等等，以及请客啊，讨老婆啊，办丧事啊，与臣子的见面礼啊，种种流程。这些东西，前朝商人都有完备的体系，周人采取了拿来主义的策略，加以学习继承。
但是周成王毕竟年纪太小，能力有限，根本震慑不住“商朝余孽”和“东夷蛮方”——特别是纣王的猛将“飞廉”还带着游击队在山东地区兜圈子呢。于是，人们请他的四叔（周武王的四弟）周公旦辅政。
周公旦善于意识形态工作，前边他曾提出“天命”和“敬德、保民”的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以祭天代替了商人的上帝，并被后世所沿用。周公旦还编排了《大武》这一大型革命历史剧，分六幕以讴歌和舞蹈的形式再现了周武王出征伐纣直到砍下纣王脑袋的全部革命场景。该剧于全体演员在雄壮的乐曲声中举起手中道具向看台上的周天子致以最高的礼敬（类似后世的高呼万岁）中圆满结束，起到了良好的教育民众作用。周公又在商礼的基础上，制定了“周礼”，规定了人们起坐卧行、吃饭上朝、哭丧穿衣以及男女尊卑的秩序。《世说新语》上谢安的老婆不喜欢男人当权，她抱怨说，要是“周礼”是周公的老婆——周婆）定的就好了，就能反过来压迫男人了。
其实周公的老婆也不叫“周婆”，周公旦也不姓周。周公应该姓周王室的姬姓，名字叫旦，合称“姬旦”，但我可以发誓，那时候的鸡蛋一定不念鸡蛋，不然姬旦先生是不会容忍的。事实上，姬姓是家族标识，并不冠在名字前面，所以不会出现“姬旦”这样的连称。并且，鸡在那时候也不叫鸡，叫雉，后来呢，为了避讳刘邦的毒婆子吕太后——“吕雉”，雉才改叫鸡了。但鸡为什么现在又指“小姐”，还需要继续研究。
周公旦辅佐小孩周成王，建设新的国家，日理万机，忙什么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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