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两大症结：投入不足和人才
流失。在这个颇为阴沉的时期，来自航天部门的一篇报道指出：由于投入不足，新产品开
发面临严重困难，运载火箭工厂无力购置新的大型和精密设备；由于人才流失导致了技术
工人断层，全厂只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工人能够加工某个大型部件… …
这无疑是中国航天史上最阴暗惨淡的时期。
导致中国航天在1990年代初期出现空前低『潮』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决策失误。
在整个1980年代，中国的航天战略的基本方向是颇为幼稚的“市场化”路线。这条路
线的信奉者认为：只要我们参与市场竞争，就能够通过价格优势和系统可靠『性』，在开放的
国际商业发『射』市场上分得一杯羹。但事实证明，国际商业发『射』市场根本不是一个充分竞争
的领域，而是一个严重政治化的国际角斗场，掺杂了太多的国家利益考虑，并不具备“以
质以价取胜”的基础。在中国发『射』以美国制造为主的国际商业卫星的过程中，不断遭遇来
自美国国会及军方的种种阻挠，著名的考克斯报告更是声称“中国利用发『射』美国卫星的机
会盗窃美国技术”，为美国『政府』禁止对中国出口卫星提供了依据。
不容否认，改革开放使得大量的通用技术和管理理念进入我国，并成为新时期中国太
空技术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技术层面的成就并不能改变1980年代航天大战略明显失误
的状况。
好在“市场化”、“国际化”的路线并没有长期坚持下去。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逐步
收紧了对华出口卫星政策，使中国实际上基本不可能再发『射』美国卫星，无异于为1980 年代
以来中国航天的“国际市场路线”签发了死亡通知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第三、四代领
导层对于航天发展战略的调整。
1990年代中期，在“国际化”和“市场化”遭遇严重挫折的同时，中国的航天战略开
始出现向*时代老路回归的迹象，其中最为核心的环节，就是今日终于修成正果的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这一工程的最大特点，就是采取了按照两弹一星的支持模式，即由财政
投入全部研发经费，然后在较为封闭的条件下推进研发工作。——其间，航天员参与了由
俄罗斯提供的太空培训项目，但这没有改变整个工程“自力更生”的特点。
这种向“两弹一星”模式的回归，无疑是用实际行动全盘否定了原来过份强调“国际
化”、“市场化”的航天战略。但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对*时代政治思维的回归，
而是对航天事业发展铁律的再认识。1980年代，被中国航天战略决策者们忽视了的一个事
实是：即使在高度市场化和国际化的美国，航天事业也基本上是『政府』承担的事务，大型项
目几乎全是由nasa这样的纯粹『政府』机构投资并实施的。之所以会是这样，乃是由于航天项
目大成本、高风险、低产出的特点。私人企业也有试图参与太空设施研制的事例，其中最
著名的也许要算麦道公司“三角快帆”计划，——由于这一航天工程项目的失败，直接导
致了该公司财务危机，最终促成它被波音公司收购兼并。
载人航天计划救了中国的航天事业。特别是随着神舟飞船的接连升空，由于经济发展
而囊中充实的中国『政府』在投入方面也日益慷慨大方，于是使航天部门的科研、生产条件和
职工待遇得到了显著改善。由于有了高水准、高密度的科研任务，加上不断有由『政府』资助
的新的发『射』任务，研究人员感觉到事业心得到了满足，并且在一次又一次成功的飞行试验
中找到了荣誉感。于是，据说在“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时期离去的科研人员这时也
对当年的决策感到了后悔。
可以说，从五十年代钱学森们开创了中国的航天事业以来，中国航天走过了一条创业-
发展-初成-转型-挫折-再转型-大发展的路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航天人曾经在极其困
难的条件下不遗余力地追求奇迹，于是实现了中国航天的起飞；我们也曾经轻率地选择了
建立在幼稚市场观之上的国际市场化道路，结果导致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明显挫折；近十年
来，由于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的高瞻远瞩，重新加大了国家对航天的财政支持，用大手
笔促大发展，从而再次创造了奇迹。
这个奇迹是几代航天人薪火相传，不懈努力的结果。这正如戚发轫所说，“人饿的时
候，吃第一个馒头没什么感觉，第二个馒头垫了个底，到第三个馒头就饱了。看上去功劳
是第三个馒头的，可没有前两个馒头怎么行？”他进而指出，以钱学森为代表第一代航天
人做出了“第一个馒头”，王永志为代表的第二代航天是做出了“第二个馒头” ，在这两
个“馒头”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做出第三个“馒头”，即载人航天工程。
《红『色』太空新长征》和《巡天》试图告诉我们的，其实正是“我们只有第三个馒头，
而且这个馒头使我们吃饱了。”
这种出于自己个人的历史偏好而任意割裂历史史实的做法，反映了一种非常错误而且
荒谬的历史观。我想说，中国的四代航天人都值得我们尊敬，他们的成绩都值得我们铭记
；今天我们特别不能忘记的，当数钱学森先生等拓荒者。戚发轫先生是这样回忆那个时代
的：
“工作生活条件很差，心情很好，有一种‘爱国、翻身要自强’的动力，满腔热忱为
了事业，国家对我们也特别信任、尊重和照顾，聂荣臻在困难时去募捐，给科技人员搞肉
；*时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然而中国知识分子物美价廉经久耐用，爱国热情没有
受到干扰。我家里被抄过家，母亲被赶出北京，我顾不上那些。当时中国和日本正抢着把
卫星送上天，我们有很大压力。我相信党，热爱祖国，始终没有动摇。”
火箭控制专家梁思礼是梁启超先生之子，据他回忆，在20世纪60年代，钱学森领衔的
“航天部五院”各分院的科研办公楼每晚都灯火通明，绝大多数同志自动来加班或学习，
当时政委、指导员的主要任务是说服动员大家早点休息。于是当时出现了一个非正式的口
号：“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宝山。”
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困难环境中，凭着对国家的爱和信念，靠着卓越的技术天份和过人
的发奋精神，在戈壁滩上种下了中国航天的树苗。如今，这棵树苗已经长成了大树。但我
们不能忘记：如果没有他们在五六十年代的努力，中国的航天事业也许到现在还只是一个
树坑。
忘记老一代科学家的贡献，就是对良知的背叛。
作者：萧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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