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多元化，也是呈现出端倪来。对地方的控制，特别是张华轩改了府州县一级异地做官这一条，特别是妙极。
本地人做本地的亲民官，在以前历朝有个坏处，坏在宗族把持，那简直就可以把地方变成独立王国。
新朝就绝无这种问题，淮军已经把地方势力摧毁的干干净净。不会再有所谓的士绅出来干涉地方政务了。
历朝历代，无不是靠地方势力与朝廷共治天下，异地为官的，要么捞钱，想做实事的，就得与地方势力妥协合作。而官员到了地方，言语不通，人生地疏，光是了解地方情形就要很久，三年一考，优异升迁，中平转调，最下者留任或解职。所以，官员都不愿生事，因为朝廷考绩，最优等的就是四个字：地方安静。
怎么安静？没匪盗，没洪水没旱灾，诉讼也少，这就是所谓地方安静了。明季时，地方上连水利也不修，清朝略好一些，不过左右也是百姓无事不要生非为要旨。一切发明进步，一切思想进步，则自然无从谈起，更不要谈发展地方了。
所以清朝的所谓盛世，不过就是邀天之福，康乾年间大量引进玉米番薯等外来作物，高产保得人丁滋盛，人能吃饱自然没有起义，也就是所谓盛世了。而乾隆中期之后，人口超过两亿，清廷又全无办法，一味等死而已。人口越多，吃不饱的流民就越多，则起义就越多。而地方官员与中央的盘苛加税也就越多，则恶性循环不已。
改革官制之后，根据张之洞的判断。大帅的最终决定，将是以一省的布政使直接管县，而不是由以前地州府代管。这样，一方面增加了县一级的地方自治，一方面，却又加强了省一级对县治的直管，减免中间环节，节省经费与官员数量。根据张之洞的理解，以后的州府一级，就等于是大一点的县城。只管自己，不需要一府管十余县。
这样做的好处显然，而弊端就是害怕政令不达。这种管理的办法在清朝是无法想象的。省一级的机构非得庞大到不可承受为止。而在新朝，就绝无这种问题。人浮于世，甚至是官员不理事，凡事交给幕客师爷打理地事，在新朝机构健全的前提下则绝无可能。而随着道路与邮传的越发完善，甚至可想而知的是电报在各级官府之间架设完毕。省级的布政使与县级之间的政令沟通将会何等的方便！
当然。张之洞认为这种地方政治改革没有中央改革那般容易。
在张华轩的身边聚集了大量地人才，分门别类区分使用。有善长经济之学地，有善长文墨的，有懂财务税赋的，也有政治长才或军事长才的，这些人才。是他这几年来辛苦自全国搜罗而来，而绝非一日之功。所以在内阁建立之前，各部门其实已经可以正常运作，内阁一成立，事事顺手，阎敬铭统领政务多年，威望足够，所以中央改制。没有任何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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