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服一样的随便，他失望了。对法律存在的意义失望了，对法律的尊严失望了。他无比地痛苦，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痛苦能够和他此刻所感觉的痛苦相比。这种痛苦是那样的锐利，那样的深刻，又是那样的复杂，那样的沉重。他想爬上高楼的楼顶，不！蹬上高山的山峰对着山下所有的人们高喊：“他是无辜的，他是无罪的。”然而，他没权这样做，只好把愤怒的火焰用他全身奔流的血液熄灭了。他也知道他的愤怒、呐喊都是无济于事的，是不可能改变事情的结局。于是他哭了———这是他在至极的愤怒或悲痛后清醒地面对现实时所无法表述的一种语言。这哭他有过一次，那是在他的母亲去世后的第七天，他面对着他的母亲的墓碑时，就这样哭过一次。几乎没有任何声音，只是偶尔哽咽一下，那哭激起的已经不是眼泪，而是长久的沉默。他觉得他已经没有了任何的选择，而是必须屈从于别人的摆布，屈从于这个残酷的，令他惊愕的，强加于他的不公正。特别令他震惊的是，他们如此轻率的决定就把他推出了大自然不但赋予人类，而且还赋予动物羞耻心的底线，让他蒙受耻辱。他长长地叹了口气，闭上了双眼……。
“进来”李军拍了一下白翀的胳膊，面无表情地说道。白翀跟着他走进了监室，按他的要求，站在了监室的门口，面对着刚刚吃完烤鸭，围着摊子盘腿坐着一圈的孟凡逊、毕少波、郭永利、楼光华、李军，还有两个毒犯。两个毒犯中，其中的一个是瘦小个，露着两条干瘦如柴的乌黑发紫的小腿，两只手就像鸡爪，瘦长脸上长着一对高颧骨，上嘴唇短，露出几颗既黑又黄的大门牙。他是把三公斤毒品放进几个长布袋里，绑在身上，到本市刚下火车就被辑毒民警抓捕。另一个是少数民族，他的脸显的特别的苍白，长脸、大眼睛、高鼻梁，如果不看他本人，只听他讲话，你会误以为他是北京人。他是开着车拉着他的妈妈和他的二岁大的儿子，到本市一家邮局门前，他停了车在车里等着。他的妈妈抱着他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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