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许久终于提笔写道：
“您的来信让我深受感动。您觉得我的作品能在贵国唤起世人对儿童和社会苦难的关注，我由衷感到欣慰。
然而，我必须坦诚相告：一个作家的文字，属于他的读者，而非任何单一的政府或君主。我无法出售那些作品在贵国的独占权——无论是书籍、戏剧，还是图画改编。
但我愿意无偿授权贵国翻译与发行我的全部作品，用于教育与慈善目的，条件是：
所有版本必须完整无删减，且不得用于任何政治宣传。我更愿意相信，真正的改变来自人心，而非金钱的交易。
若陛下真心为孩子着想，请允许我献上一份更微薄的礼物：我将亲自为贵国儿童福利机构撰写一篇短篇，讲述我在贵国的见闻。
您寄给我的五万英镑，我将会妥善用于慈善事业。
查尔斯·狄更斯。
1857年12月1日。”
加强舆论攻势的第二步就是找名人和专家站台，这对奥地利帝国政府来说也很容易办到，毕竟大多数意见领袖和专家都是自己人。
不过弗兰茨并不会搞非此即彼的道德绑架，其实以此时奥地利帝国的环境只要一句“不支持改革的都是帮凶”。
关于《儿童保障法》的问题就会顷刻瓦解，但弗兰茨怕奥地利政府会形成路径依赖，只能选择作罢。
这种道德包袱还是应该交给教会，直接将其升格为所谓的神圣使命一样可以给到反对派巨大的压力。
同时神父们在布道时的宣传比此时的任何其他媒介都有效，毕竟就算报纸再便宜还有人不识字或者不舍得买。
但在奥地利帝国这种宗教氛围浓厚的国家中不参与布道的往往都是极端的个例，而且弗兰茨要的是广大民众知晓参与其中，极端个体对此的影响并不大。
不过即便是面对帝国政府、宗教、道德舆论、专家支持，以及弗兰茨这位皇帝。
依然还有人敢逆风输出，冲在最前线的就是一些打着同情工厂主旗号的宗教人士。
这群人也不敢明着反对，他们只敢说那些工厂主们是最优秀、最勤劳的人，他们是上帝拣选出来的管理者。
没有工作会让孩童闲散堕落，所以应该将孩子们交由这些我们之中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来管理。
他们不过是在维护上帝定下的秩序，政府不该怜悯穷人，应该学习工厂主们管理穷人，这样才能更好替上帝守牧。
历史上这样的神学家并不少，甚至还形成了特殊的学派想要重新解释经典。
弗兰茨对于这帮玩意的理论没有半点兴趣，也不想管他们是收了钱，还是真的这样想。
弗兰茨始终相信一句话实践出真知，他决定给这群家伙安排一下到英国工厂实践的旅行。
依然的生死状，依然的三个月。等他们在英国体验归来再继续辩经
“劳动是上帝对亚当的惩罚”、“闲散是魔鬼的温床”.
弗兰茨倒是想看一看这群人经不经受的了上帝的惩罚，会不会疯狂地爱上魔鬼。
世人只知“依文解义，三世佛冤”，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后半句，那就是“离经一字，即同魔说”。
然后就是那些经济学家，他们的口号是国家的干预是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亵渎，甚至认为童工是自愿契约。
政府干预就是剥夺人权，就是对工厂主和童工的双重迫害。
工厂给了那些家庭希望是大爱，强行剥夺才是伪善。
所谓的自由契约在饥饿和寒冷面前不过是幻觉，贫穷的父母和孩童的自愿也并非真正的自由。
哪怕就是用经济学的观点，他们也是如同小丑一般可笑。
让儿童上学不是为了剥夺他们工作的权利而实现长期奴役，而是为了投资未来。
只有少年们茁壮成长才能让国家真正富强，为了短期利益葬送后代未来只会付出永世的代价。
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都分不清，这群人也不配做什么经济学家，一起送去英国改造好了。
不过弗兰茨亲自下场也有不好的地方，那就是一部分经济学家开始将他的话奉为经典，一个全新的教派就此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