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中有紧张。这个时候，万历出现了，他符合读书人的“要求”，自然也就得到他们的支持。
与读书人不同的是，升斗小民接受万历是因为生活的改善。在十五年这并不算短的日子里，民间地生活有很大地提高。关键就在于公平税赋和惩罚贪腐。公平税赋是张居正执行的，合并杂税，实行一条鞭法，减轻百姓地负担，防止官员加派杂税。而对官员腐败的打击，又巩固了这一成果。张居正去世后，万历又颁布了新的法律，强行规定地主出租土地所收取的地租不得超过土地收入的三成，限制地主对佃农的剥削。这一政策，引发了官员的分歧，万历自身也颇为犹豫，但最终在申时行内阁的帮助下，较为顺利的颁布。在实行过程中，取得了一定成果，有民谣说“又过上了洪武爷的日子”；但在一些地方，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有官员上书说“天下因此骚动”。万历并没有因此动摇。
因为皇帝重视武功，军人的地位有所提高。随着一连串的战争胜利，随着军功封爵的人越来越多；整个武装系统都受到了鼓励，特别是粗通文墨的年轻军人更是狂热。他们坚信，只要努力，就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好男不当兵”的谚语已经不管用了。
商人因为朝廷的政策得利，他们是十五年最大的获利者，不光在经济上。在政治地位上，商人的地位也有小小的上升。万历十年，朝廷解除医生的贱籍，接着又取消贱户制，取消匠籍等制度（保留了军户制），规定天下士农工商四民平等，身份的高低由爵位﹑官职﹑功名决定，而不是由出身和职业决定。商人也在这一改变中受益，虽然还有大量的限制商人的条款存在，但那早已是名存实亡。
就是这样，经过十五年的统治，万历的威望在稳步的提升。因为嘉靖和隆庆两代不作为而涣散的人心重新凝结。“足食，足兵，民信矣”，这治理国家的三个要素，到万历十五年才稍稍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