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是外朝之臣。就地位、资历、声望，外朝之臣胜过内朝之臣，但是，外朝之臣的决策权远不如内朝之臣。所以，拼才能，公孙弘沒把握；拼关系，内外有别。说得玄点，公孙弘只能拼综合素质了。而主父堰恰恰是个单项突出、漏洞百出、综合素质极差的人。
在公孙弘为自保绞尽脑汁之时，机会來了！主父偃由于处事不慎，在查办齐厉王**一案时，导致齐厉王自杀。赵王借机发力，举报主父偃逼迫齐厉王自杀。公孙弘当然不能放过这个天赐良机：主父偃就这样被自己的倒行逆施、公孙弘的嫉妒怨恨，乃至众人的凉薄冷眼和汉武帝的袖手旁观，合力所杀。
的确，汉武帝的降罪直接宣判了主父偃的死期。为什么汉武帝要杀他一向非常欣赏的主父偃呢？他看穿了公孙弘借刀杀人的阴谋吗？
这件事从理论上讲有两种可能：
一是，汉武帝沒有看穿公孙弘借刀杀人的阴谋，只是出于某种考虑采纳了公孙弘的意见。
二是，汉武帝看穿了公孙弘借刀杀人的阴谋，出于另一种考虑采纳了公孙弘的意见。
我们先看第一种可能：汉武帝沒有看穿公孙弘的阴谋。
汉武帝个性凌厉，眼里容不得沙子。如果他知道公孙弘想借自己的手除掉主父偃，一定不会饶过公孙弘。这样，公孙弘的图谋不但不能成功，反而会惹來一身麻烦。所以，我认为汉武帝沒有看穿公孙弘的图谋。
那么，汉武帝为什么不保主父偃呢？他怎么甘心失去如此得力的宠臣呢？
汉武帝一直想剿除地方诸侯的势力，巩固中央集权，齐厉王之死和齐国并入中央政府的版图，正中武帝下怀。但是，齐厉王之死在当时的诸侯中搅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飓风。这些诸侯王兔死狐悲，纷纷想借齐厉王事件，给耀武扬威的汉武帝來个下马威。汉武帝无以谢天下：只有借主父偃之头，平诸侯之怨气。
违心诛杀大臣，武帝并非首例。当年，建元新政时，在窦太后恩威之下，少年武帝挥泪斩窦婴。汉武帝哪里舍得？兴师动众的东朝廷辩，就是想放窦婴一条生路；但是，朝臣的软弱，王太后的高压，加上所谓的“遗诏”事件，窦婴才最终难逃死劫。
话说回來，无论杀哪个大臣，都不太关乎武帝的感情；作为一位封建君主，他本來就视大臣如奴仆，想杀就杀、该杀就杀。须知，楚霸王动了感情，刘邦才得到秦朝天下。前车之鉴，政治家武帝岂能忘却？
主父偃确是一大功臣，为解决困扰汉朝中央政府的诸侯王割据，他献出了一个奇谋：推恩分封。但是，主父偃最终却因诸侯群起攻之而被杀！
司马迁对这段历史非常熟悉，他不仅在《史记》中真实地记录了事件的过程，还唯恐后人看不明白，清楚无误地写道：杀主父偃，徒董仲舒于胶西，皆弘之力也。
这就是历史的力量！这就是历史的审判！司马迁秉笔直书，毫不掩饰地揭露了公孙弘借齐王之死杀害主父偃一案。
至于说主父偃是不是小人？该不该杀？这两个问題其实既不难回答，又不好回答。说它不难回答，是主父偃的为人做派与社会的主流舆论相违背，因此，主父偃在历史上经常被指责为小人。社会主流舆论认为的“小人”，往往就是不遵从社会规范的人。
其实，“小人”与“君子”的评判哪里那么简单！何况，在一个人身上，往往既有“小人”的基因，也有“君子”的潜质。主父偃是“小人”，但是，小人就该杀吗？汉武帝一朝该杀的“小人”绝不仅主父偃一人；公孙弘难道不是“小人”吗？
大半生的困顿使主父偃对人生产生了错觉。他认为自己倒霉的时间太长了；所以，一旦得势，就肆无忌惮地聚敛财富，为所欲为地羞辱百官，即使因此被杀，也在所不惜。
话说回來，主父堰的政治智慧绝不在公孙弘之下，但是，在谋身固宠上，他比公孙弘差得太远了。
元狩元年（前122），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先后叛乱之时，公孙弘正在病中。但是，他认为自己身为丞相，虽在病中，也难免受到指责；于是，公孙弘打起精神，哆哆嗦嗦地向汉武帝上了一道奏章，大意说：丞相理应辅佐明主把国家治理好，如今诸侯叛乱，这是丞相的失职。因此，上书请求皇帝收回封侯，自己退休回家，以免挡了贤人的路（愿归侯印，乞骸骨，避贤者路）。结果，汉武帝不但不许公孙弘退休，还给他补假养病，一番犒赏。几个月后，公孙弘病愈复出。第二年（元狩二年，前121），八十岁的公孙弘病死在丞相之位上。
如此手腕，主父偃哪里赶得上？
直至公孙弘病死，汉武帝都沒有识得公孙丞相真面目。一代英主为什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在专制社会里，公孙弘创造了弄权者善终的奇迹，但是，又有多少朝臣玩火自焚，葬身宦海？
请看：以死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