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马匹数量剧增，大街小巷，田原阡陌，随处可见。我们形容人心势利，往往会说“只认衣冠不认人。”；而武帝初年，世风流行的是“只认宝马不认人”。骑母马的人走到大街上根本抬不起头，家庭举行盛大酒会，谁也不会邀请你（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太掉价！
匈奴兵力的强盛，除了骑兵的机动性强，还有赖于骑手射术精良。但中国自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弩机。刘项荥阳战役中，项羽就是用弩机射中刘邦胸部，那是刘邦一生两次致命箭伤的第一次（另一次在平黯布之乱中箭）。弩机借助于机械力量，发箭迅速密集，可以压制匈奴骑兵的“火力”，这成为武帝敢与匈奴决战的另一法宝。
因此，汉武帝一即位就要对匈作战可概括为八个字：条件成熟，时不我待。
然而，汉武帝对匈奴作战，一打就是数十年，几乎是毕其一生，这是为什么呢？
匈奴民族赖以生存的草原降雨稀少，这种生存环境决定了匈奴民族只能以放牧为生，无法以农耕立国。
游牧民族的生存状态与农耕民族的巨大差别，决定了游牧民族不可能像农耕民族一样，拥有丰富的农产品和相应的生活奢侈品。游牧民族获取本民族无法生产的生活用品只有两种方法：一是边境贸易（互市），二是掠夺性战争。本来，通过贸易互通有无，是最符合两大民族长远利益的做法。但是，匈奴民族一开始就选择了错误的做法，凭借军事优势，靠掠夺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将两个民族拖入无休止的争斗。
这是汉匈战争的深层背景。
由于这一深层矛盾，战争成为特定时期解决矛盾的唯一办法。
而且，汉武帝持续不断的军事打击，对于保护汉朝的农耕生产、扩大汉朝的统治地域，转移国内矛盾也有作用。可谓：发展扩张，利益之本。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汉武帝持续作战的负作用也非常之大。
【争议成胶着】
从高祖到武帝，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和亲已成既定国策，一旦改变，能够得到广泛支持吗？
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匈奴来请和亲，天子下议。此时，汉武帝即位已经六年，汉武帝将是否和亲这件大事提交朝议。朝臣议论纷纷，有人主战，有人主和。
主战派以大行（外交部长）王恢为代表，和亲派以御史大夫（副丞相，主管监察司法）韩安国为代表。
王恢是燕地人，多次在边地任职，熟知边事，他坚决主张对匈作战。王恢主战的理由就一条：每次与匈奴和亲，不过几年，就毁约入侵。数十年来都是如此。对于这样一个毫无信义的民族，最好的方法就是军事打击，打败它。否则，永无宁日！（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倍约，不如勿许，兴兵击之。）
韩安国则认为：对匈奴作战出兵千里，无利可言。
首先，难以制服。匈奴是游牧民族，拥有骑兵，流动性太强，而且他们没有仁义可言，所以，很难制服（今匈奴负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
其次，以劳伐逸。我们千辛万苦地追击匈奴，等找到时，早已经筋疲力尽，怎么可能打败他们呢？这就好像强弓射出的箭，到了快落地的时候，连极薄的丝绸都无力穿透；又好像一场大风，到最后风停之时，连一根鸿毛都不能吹起来。这决不是因为强弓最初射出的箭没有力量，也不是因为大风最初没有力量，而是到了最后，箭和风已失去了力量。所以，攻击匈奴有许多不便，不如和亲。（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敝。且强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冲风之末，力不能漂鸿毛。非初不劲，末力衰也。击之不便，不如和亲。）
韩安国的演讲，生动形象，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
这里有三点要思考：
一是，王恢和韩安国，谁的话有道理？
二是，为什么多数大臣同意韩安国的意见？
三是，汉武帝究竟是什么态度？
我们逐一来看。
王恢和韩安国谁的话有道理？
我认为：王恢的话抓住了自汉初以来汉匈关系的一个关键：和亲不能长期保持两个民族的和平。韩安国的话也有道理，对匈作战往往是得不偿失，败多于胜。
王恢主张是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韩安国主张却是临时性的应急措施。因此，王恢讲的是大道理，而韩安国讲的是小道理。
最终，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那么，大臣们为什么大多支持韩安国的小道理呢？
和亲自汉高祖以后施行了七十余年，虽然相对保守，但是，风险不大：死不掉，好不了。而王恢主战虽治本清源，却是大手术，有机遇，更有风险。
因此，多数大臣支持韩安国是必然的。
对此，汉武帝究竟是什么态度呢？
汉武帝一生在位54年，对匈作战长达44年，毫无疑问是主战派。但是，汉武帝最终同意了韩安国的意见。
坚决主战的汉武帝为什么会同意韩安国的和亲主张呢？汉武帝真的要继续汉初以来的和亲政策，还是另有难言之隐？
请看：马邑之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