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的政治思想，一厢情愿地认为这种理论坚不可摧，并希望以此驯化无道君王。
董博士《天人三策》第一击“新王改制”，捍卫了西汉王朝的合法性，给年轻的新君吃了一粒定心丸。因此，深得少年天子的欣赏。
《天人三策》第二点，“大一统”。所谓“大一统”，就是高度重视天下统一。这个观点得益于董博士三年不窥园，曾定点攻克《春秋公羊传》（《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这一点与武帝的政治理想一拍即合。景帝一朝“七国之乱”堂堂大汉竟赖和亲苟安，这些都令他痛恨不已、如鲠在喉；中央集权，一统华夏，是汉武帝一生孜孜以求的夙愿。
《天人三策》第三点，“兴太学，举贤良”。任何时候，人才都是稀缺资源；所以，古有伯乐，今有猎头。怎样发现人才？邂逅？大海捞针。世袭？良莠不齐。只有将选才制度化、规范化，才能保证人才输送的长期、有效。董仲舒就是凭“举贤良”脱颖而出。董仲舒将前人积累的经验向前推进一步。让“举贤良”成为一种定期的人才选拔制度：要求每两年，面向全天下的儒生，进行一次海选，广招贤士。（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
古语说：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与其送你一条鱼，不如教你捕鱼的方法。“举贤良”无疑是董仲舒教授汉武帝如何“捕鱼”的。除此之外，董博士还有妙招，教汉武帝如何“养鱼”。
这就是“兴太学”，培养人才。太学就是设立在京城的国家最高学府（古之王者明於于。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於邑。）董仲舒建议设立的太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立中央大学。到了隋代，太学之外又成立了国子监，国子监既是最高学府又是这个最高学府的管理机构。当然，太学完全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它仅指设于京城的最高学府。设庠序以化於邑。而当时在京城之外也开办了很多学校。
董仲舒还建议诸侯、郡守等高官、每年必须向国家推荐两名人才，并以此考察大臣的识别能力。如果举才不当，则要处罚推荐者（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董仲舒将举贤制度化（岁贡各二人），是一个重大创举。只有举贤制度化，才能使人才辈出。
这种举贤制实际上就是汉代的察举制。
中国古代的人才选拔大体经历了六个阶段：远古社会的“选贤任能”制，周代的“世卿世禄”制，春秋战国秦汉初的军功爵禄制，汉代的察举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以及自隋代以来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
《天人三策》第四点，“尊儒”。现在我们一提董仲舒，就会想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这话不是董仲舒说的，《天人三策》中的原话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只要读“六经”就行了，其他的课外书就不要读了，好好学你们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吧。“六经”实际上是五经，《乐》经春秋战国以后就失传了。好了，现在儒学就是各位的粮票！做官、做人一个都不能少。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其实，最难约束的不是行为，而是思想。为此，秦皇汉武，启动各自的智囊团，打出截然相反的“文化牌”。秦始皇焚书坑儒，不准读书，汉武帝允许读书，却只准读儒家的一类书。（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天人三策》第五点，“更化”。董仲舒提出的“更化”，就是“改革”。为什么秦朝如此短命？为什么大汉发展缓慢？董仲舒认为：汉朝得天下后，一心想打造一个超级帝国，但未能如愿；问题就出在该改革时没改革（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能胜残去杀者，失之当更化而不能更化也）。
看来，董博士的《天人三策》洋洋洒洒，从仪式的鼎新，到行政的革故，既有比较研究，又有第一手的考察资料，故而听着好听，用着好使。难怪，武帝粲然。
【唯有儒家活水来】
《天人三策》是书生开出的治国药方，五味对策，直指汉王朝五大病灶，脉把得准，句句切中要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是石破天惊。西汉开国以来，以窦太后为代表的传统型领导，一贯奉行黄老之学，崇尚无为而治；董博士的“尊儒”贸然插足，格格不入。为什么汉武帝甘当不肖子孙，“独尊儒术”呢？儒家果真是治理天下的不二法门吗？
我们不妨从诸子百家思想中，逐一分析。
首先，我们看法家。法家学说是封建帝王最推崇的。为什么？法家的核心精神是高度重视国家利益，轻视个人利益；不讲“人治”，追求“法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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