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进歪歪斜斜的铁大门，在院子里看到了一辆废弃的救护车,它只剩下一个涂着“120”的空壳，驾驶室都被掏空了。
踏进医院大门，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福尔马林味儿。
楼梯前有一堵横墙，斜挂着一幅写实画，那是黄河壶口瀑布。钉画的钉子掉了好几个，画卷一角拖了地。
我和Asa按照导诊牌，很快就在二楼找到了MRI室。果然，MRI室旁边有一个小房间，门锁着，上面写着“金属物检测室”。
我一脚就把它踹开了，没想到，房间内只有一个金属检测门，就像个“冂”字，没看到任何手持的探测仪器，我们总不能扛着这个“冂”满世界去扫描
Asa有点失望，没有说什么。
既然来了，那就转转吧。
接着，我们又去了三楼的牙科诊室，入眼便是一张充满了现代感的椅子，上面架着倒锥钻，我用舌头顶了顶后槽牙，觉得有点酸。从小到大，我一直觉得牙科的椅子就是刑具。
诊室的墙上布满了霉菌，地上随处可见打碎的玻璃药瓶。洗手池上贴着一块半大不小的镜子，已经碎了。窗前摆着几个透明罐头，里面是小孩的牙齿，就像某种收集癖的恶趣味。
诊室的角落里居然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我走过去，打开它的屏幕，全是灰，看得出来，这台电脑放在这里有些年月了，它的内屏碎了，屏幕中间晕出了一些蓝色，很像一幅水墨画。
我想把它带给C加加，看看能不能修好，但转念一想又放弃了，程序员最烦修电脑，就像作家最烦帮人起名一样，用北京话说——“那都不挨着”。
我们又去了四楼，走进了“神经内科主任办公室”，地上扔着很多散乱的文件。
我走到办公桌前，拉开抽屉，看到了一些纸张，上面写着“紧急隔离通知书”，下面有一行钢笔字——介于本院近期发生的
后面就没了。
我又拉开了另一个抽屉，里面竟然放着一只苹果，还有水分呢，要么它是穿越来的，要么前不久这里来过其他驴友。
接着我拉开了最后一个抽屉，里面扔着一些没开封的口罩，都有点发黄了。
对面墙上立着一个老旧的档案柜，我总觉得这东西和搪瓷茶缸、手指蘸水盒和老式计算器一样，都代表着那个年代的国企。Asa从里面拿出了一叠纸，一边看一边说：“这里收治过不少相同症状的患者。”
我说：“医生写的字跟鬼画符似的，你能看懂？”
Asa说：“有工整的。”
我走过去，他把一叠病历递给了我，上面竟然是正楷字。确实，1987年收治了很多患者，症状基本都是“全身发软，四肢麻木”。
我说：“这好像是中毒的症状。”
Asa说：“那我们得小心点了。”
我说：“放心吧，三十年前的病毒传不到我们身上。”
我们接着转了转，没有任何收获，最后就离开了。
走出医院，我问Asa：“你还记得你家的地址吗？”
Asa不假思索地说道：“北京”
我打断了他：“我是说404这个家。”
Asa挠了挠头说：“我一直都不知道。”
我说：“我知道，你陪我去看看？”
Asa说：“好哇。”
很奇怪，从地图上看，那个团结旅社就坐落在二区，可是，我和Asa以它为中心，搜索半径差不多达到了一公里，发现所有门牌上都写着“三区”，始终没看到二区的影子。我不管它是几区了，按照我家的门牌号去找了找，结果那是个修表铺。
根本不对。
接下来，我和Asa信步来到了一所小学。
走进校门就是操场，中间是一片椭圆形的草地，四周是一圈比较原始的煤渣跑道。草地上长满了各种藤蔓，已经泛滥成灾，不过它们好像很懂规矩，并不侵占跑道，绿的绿，黑的黑，两者泾渭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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