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给他买点大饼吃,他说:“肚子太空了,只能先吃点稀饭。”
一天早上我下夜班回来,忽然看到从我房间里有烟冒出来。正当惊奇之际,他撩开门帘,招手让我进屋,小声解释说:“昨夜工作太晚了,回不了市里。半夜我来敲你对面张玉的门(张当时是共青团员,也是纱厂的工人),想在他那里过夜。哪知他喝醉了酒,门叫不开,反而惊动了外面的工厂经济巡捕。门外警笛吹得很紧,我出不了你们工房院子,只好开开你的房门躲下来。你知道,我是刚越狱不久的逃犯,要再被捕的话,就可能活不成了。”
听了他的话,我下定决心要与他生活在一起,便于他工作和生活,以更好地保护机关和他的安全。在征得他的同意后,我就在郑庄子河对面小刘庄找了一间房子,作为我们又一个绝密的住址。从此,我们两人便生活在一起,既是战友,也是夫妻了。
谁知,我们共同生活还不到三个星期,我在郑庄子的住址就被破坏,我也被捕了。所幸的是,那里的重要文件都已转移到小刘庄,与他无牵连。后来我听说,他还继续利用小刘庄机关,一直工作到1930年5月被捕为止。
没有想到,我们这次一别就是八年啊!
1930年9月,我在天津第三监狱里生下了我们的女儿乔沙。生乔沙19天后,我就刑满获释,可这时他已入狱四个多月了!我因为不能在天津继续工作,当孩子满月后,组织上便派我去青岛山东省委机关工作。1931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山东省委被破坏,我再次被捕入狱。那不满周岁的女儿,也只得跟着我去坐监牢。这一坐又是三年多!1934年8月底,我们母女出狱。可这时我与组织已失去联系,又听说他也牺牲。我一个南方女子,带着一个五岁的孩子,在北方举目无亲,无法生活,只好回湖南农村娘家暂时栖身。
1937年初夏,我与他取得了联系,只身北上寻找国桢。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八年后我们重逢时的情景。那是在北平阜成门外罗道庄一个姓万的人家中。白家驹同志领我到他的住所,见面时的气氛真是凄凉啊!那时,他患严重的肺病已多年卧床不起了。他躺在床上,满怀希望想看看他那从未见过面的女儿,可是我没有带来,使他失望了。他不愿意理我,我不怪他,我自己也是悔恨终生啊!我见到他那大肚、细腿、骨瘦如柴的病体,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这时他反而又安慰起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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