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铁忠
我和乔国桢同志是夫妻。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我对他的生平事迹也几乎一无所知,但他遗留在我脑海中的形象却是那么亲切而高大!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1929年一个秋末冬初的日子,在天津。当时,我的公开身份是一家药品包装厂的女工。但药厂破产被封,我的工作也丢了。那天,他乘一辆黄包车来到我的住所前,那是位于天津老城东南角的一间小破房。当“车夫”扶他进门时,我大吃一惊。一个瘸腿行走不便的人,为什么闯进我的房子来?我以为他是串错了门的客人,不让进屋。他连忙解释道:“不是串错了门,大姐!是你家中人托我来看望你的。”我一听就明白了,他是党组织派来与我联络的(因为我当时的住址只有组织上知道)。我连忙将他迎过来,扶他进房中坐下。他从怀中取出接头信,并说明来意。他问我是否愿作纱厂的工人?我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去纱厂学习当工人。随后他就安排我去工厂区郑庄子的一间工房居住。
第一次短暂的会面,他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虽腿瘸,行动不便,可他毫不介意的坚强意志,使我十分感动;他那言简意赅的作风和高度的原则性,又使我暗暗钦佩。后来我才知道,他原是职工运动的一位负责人,我的新居工房就是他的机关之一。
他的腿是在唐山领导矿工斗争被捕后越狱时摔伤的。
从此以后,我们就经常在一起开会,听他安排工作。他那时常住在租界里的秘密处所,从市里到河东郑庄子往返有30多里路,他硬是撑着拐杖往来于市区和工厂区之间,坚持工作。就是在没有钱坐车的时候,他也从未因自己的腿伤而耽误过工作和约会。1929年前后的那些年代,我党在白区的工作条件十分恶劣,天津市的一些机关和组织也常常遭到破坏。因此,他的工作非常紧张,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餐饭,经常是两个烧饼或一个窝窝头就要顶一天。我一看到他那饥饿劳累的面容就心痛,要给他搞点吃的,可他总是不以为然地说:“我饿点不要紧,我的工作比你们轻,你们要下车间作工,饿了是不行的啊!”记得有一次,市里的机关被破坏,他口袋里一文钱也没有了,他竟忍饥挨饿,在我们工房的院子里一连开了两天的会。直到开完会,工友们都散走后,他才找到我说:“大姐!我真有点饿了。”我问他早晨吃的什么?他说:“还是昨天早上吃的一个窝窝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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