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一个字都没有透露出自己的身份。
从1942年起,盛世才加强了对共产党人的特务监视,并大肆逮捕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同时,他无故降低了我党驻疆域工作人员的生活水平,减少必要的物资供应,使我们的处境急剧恶化。4月,盛世才以各种名义将我党在疆域各地的工作人员全部调回迪化,与原在迪化工作的同志一起集中到羊毛湖、八户梁、南梁等处,实际上是将我们全部软禁起来了。这是盛世才要公开反共的信号。
面对这种情况,陈潭秋同志一方面向党中央及时报告和请示准备撤退,一方面积极组织同志们进行整风学习,做好应变的思想准备,重点是进行党性和共产党员的气节教育。他还让李宗林、乔国桢等向大家介绍监狱生活、狱中斗争经验和注意事项等。
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完全撕下了与我党合作抗日的伪装,公开树起了反共反人民的旗帜,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疆域事件”。从这天中午起,中共驻疆域人员全部被软禁,陈潭秋等几位同志当天就被捕入狱。我被软禁在八户梁,与乔国桢、杨锡光等同志住在一间屋子里。1943年2月7日,盛世才又把所有被软禁的人员用绳子捆绑起来,投进了监狱。敌人看到我和乔国桢同志身材高大,捆绑得就特别紧。他们把我们甩上卡车,用帆布捂得严严实实,在武装匪徒的押解下送往监狱。
入狱之始,我与乔国桢、杨南桂同志被关在一个号子里,第二天我们三人就成立了狱中党小组,由我任党小组长。由于环境恶化,国桢同志的身体又不太好了。为了不把病传染给我们,他郑重地向我们提出:“我的病重,而且有传染性,你们都还年轻,不能把病传染给你们。我想向狱方写信,请他们把你们调出去,让我和你们隔离开关押。”我们俩都不同意他的意见,我们坚持要和他住在一起,以便更好地照顾他。但是他坚持要求和我们隔离,并说他自己可以料理自己。我们争论了好多天,最后他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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