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握如
1938年春节之后,我的胃大出血,住进了延安桥儿沟中央党校医务所。大约初夏时节,乔国桢同志也来这里治疗肺结核病,从此便开始了我们之间的交往。
1939年4月,我乘苏国运输机到达疆域迪化(即现在的乌鲁木齐)。此时乔国桢同志已在迪化,我们同住在盛世才的羊毛湖招待所。他的病很重,但看起来比在延安时胖了一点。8月间,我们由迪化乘飞机经阿拉木图抵达莫斯科,国桢同志因病重比我们走得晚点。到莫斯科后,我们都住在莫斯科南面约30公里的“苦极乐”松林别墅疗养。这所疗养院是共产国际专门用来接待中国共产党人的。国桢同志在这里没有待多久就转到莫斯科去住院了。10月,我们去克里米亚疗养,疗养院坐落在塞巴斯托波尔以东约20公里一个叫欣明伊斯的地方。
当时国桢同志身体还很虚弱,散步时要由护士搀扶,并且规定每天不得超过一公里。夏天我们回到莫斯科时,国桢同志的身体已经恢复得比较好,长得很胖,但不太结实。
1940年10月初,我们结束了在苏国的疗养,离开莫斯科,经塔什干、阿拉木图回国。为办理回国手续,在阿拉木图停留了20多天,直到10月30日才回到迪化。记得在迪化,我和马明方、张子意、刘护平、方志纯等同志住在一起,而国桢同志则一个人单独隔离开住,但我们可以天天见面,这时候他的身体还是很不错的。
当时我党在疆域虽然与盛世才建立了统一战线,但在反动本质的驱使下,盛世才对我党实行了种种限制,不允许我们以共产党的名义公开活动。我党为了防患于未然,要求同志们严格遵守地下工作的保密原则,一般情况下不得公开自己的身份。我们相互之间都不打听彼此的革命经历,不询问自己不应该知道的事情。在这方面国桢同志表现出很强的党性,即使在后来的整风学习中,组织上让他向同志们介绍监狱斗争生活应注意的事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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