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休养。
11月,上海来信,派乔国桢赴天津执行联络任务。不料,抵天津刚下火车,因疲劳过度,肺病再次复发,大口吐血,昏迷一整夜不醒。党组织立即派人送他到一家私立医院治疗,后转往北平西郊罗道庄休养。
1937年6月,乔国桢的妻子周铁忠来北平,要求留丈夫身边照料。乔国桢说:“你应该到党的工作岗位上去。我患肺病,会传染的,你不能留在我的身边。”他看到周铁忠时常流泪,便嗔怪道:“革命人掉泪不怕羞”。他十分思念寄养在湖南的小女儿,但每当周铁忠提起家庭和孩子时,却总是说:“革命胜利再谈吧!”
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乔国桢于7月9日移居北平市区,抱病投入救亡运动。他听说东北大学的学生找不到出路,民国大学的学生集体坐着哭。他躺在床上想办法,让周铁忠到民国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等大学做工作,鼓励他们化装离开北平,到山西和陕西。那些大学生认为乔国桢讲的话是良药,给他们指明了道路,纷纷离开北平。听了周铁忠的报告,他每天八九点都统计离开北平的人数,精心为抗战和党的事业做了力所能及的输送青年工作。北平沦陷后,樱花国巡捕于9月25日突然搜查了乔国桢夫妇的住处,北平党组织决定他们撤离北平。他们和胡锡奎绕道天津、青岛、济南、徐州,于10月抵达西安。经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简称西安“八办”)接上组织关系后,他的肺病又犯,吐血,经组织安排,先住院治疗。10月20日由周铁忠陪同,乔国桢去南五台寺庙养病。到了南五台,他吩咐给周铁忠另找地方住,他对周铁忠说:“大姐,我们要看长远,现在组织上给我养病,我不下决心休养,我俩同住一屋会影响我的休息,你能不爱护我吗?”从此,乔国桢不叫,周铁忠不能进他的房间。后来,组织上决定乔国桢到苏国治病,先到延安办手续。由于周铁忠的党组织关系没有接上,她不能陪乔国桢到延安。夫妻又要分离,周铁忠掉了眼泪,乔国桢表示:“顶多两年来接你们母子。”周铁忠说:“你共产党员要言行一致。”乔回答说:“有孩子就有你。”乔接着说:“共产党员,就是烧成了灰,也仍然是共产党员。”“我担心的不是你的组织问题,就是现在我不能帮助你,怕你把孩子丢了!”周铁忠实践诺言,她怀孕后,住在南县弟弟家,生了儿子乔石。在抗日战争中带着儿女转移到湘西,找了份教师工作养家糊口,抗战胜利后回到南县。1949年8月南县解放,周铁忠参加革命工作,把乔国桢烈士的子女交给湖南省委组织部,再转交中央组织部,由组织抚养送他们上大学,毕业后安排工作,现都从大学离退休,其子女分布在国内外。周铁忠在邓颖超、薄一波、安子文、帅孟奇的关心下,由中央组织部审查后,1952年重新入党。根据她的要求,被安排到天津华北纺织工业管理局(后为天津市纺织工业管理局)人事处工作,曾担任政协天津市委特邀委员。
经西安“八办”处长伍云甫安排,乔国桢于1938年3月2日启程,3月5日晚到达延安。3月24日,他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了书面报告,汇报“我在党的履历、病情、近来传说我的几件事情、我的要求和×××的事”五个方面情况。他要求党中央审查他的历史,并要求送他到苏国医治肺病,以便“早日重返前线去工作。”
在延安期间,乔国桢于1938年初夏到桥儿沟中央党校医务所治疗肺病。1939年春,乔国桢乘坐苏国运输机来到迪化(即后来的乌鲁木齐),住在羊毛湖招待所。
1939年8月,乔国桢乘飞机经阿拉木图抵达莫斯科,住在莫斯科南30公里的“苦极乐”松林别墅疗养。不久,他在莫斯科医院做了左肺切除2/3的手术。1940年,乔国桢转到克里米亚的肺病疗养院休养,身体恢复较快。他每天坚持学习,坚持走路,开始不超过医生规定的一公里,后来逐渐超过一公里。
1941年春,乔国桢与杨之华(瞿秋白夫人)、苏兆征夫人、瞿独伊等从苏国回国,回到迪化(乌鲁木齐)。由于国民党以重兵封锁了陕甘宁边区,马明方、张子意、乔国桢、李握如等暂时难以返回延安,经陈潭秋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决定他们留在疆域,协助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1942年9月17日,疆域军阀盛世才背信弃义,假造罪名,以“督办请谈话”为名,把陈潭秋、毛泽民等秘密软禁在邱公馆;乔国桢、张子意、马明方等也被软禁在八户梁大院一个临时“招待所”。他参加党组织安排的整风学习和革命气节教育。陈潭秋让乔国桢、李宗林等同志介绍监狱情况、斗争经验和注意事项。他说:“时间是宝贵的,我们只要活着,就应该学习和战斗。自己上进心的软弱,就是对敌人的松懈。敌人喜欢疲疲沓沓,消极萎糜。大家要增强斗志,坚定信心,准备迎接任何考验。”
1943年4月11日下午,盛世才派兵闯进八户梁大院,把乔国桢等用绳子捆绑起来,推入用帆布遮盖的汽车,关进疆域第一监狱。由于与敌人搏斗再加上遇到冷空气刺激,乔国桢的肺病犯了,大口大口吐血。在难友的要求下,行李被送来了,有了铺盖,略为暖和一些。
入狱第二天,乔国桢和杨南桂、李握如三人成立了党小组,李握如任党小组长;大家商定了监狱斗争四条原则:“坚持党性,遵守立场,保养身体,努力学习。”
乔国桢为了不使他的肺病传染给其他难友,再三要求狱方将他“隔离关押”。他对同志们说:“我的病重,又是传染病。你们都年轻,不能传染给你们。”狱方遂将他转押到第四监狱,后又关在养病室,其名曰:“养病室”,实际是摧残室。四五个病号关在一起,没有医生,没有药品,唯一的好处,是可以利用病号进出比较方便的机会,与一、二、四、五监和女监联络。为此,监狱党组织决定以养病室为联络中心,指挥监狱斗争。
乔国桢坚决支持同志们进行的“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的斗争,并做了不少秘密工作。根据多年监狱斗争经验,秘密写了万余字的监狱斗争意见稿,经养病室的同志阅改后,用不同的方式转递给当时可能转达到的同志,使同志们了解监狱秘密斗争和公开斗争的原则、策略和方法。他还经常对难友们说:“时间是宝贵的,我只要活着,就应当学习、战斗。”①他还注意搜集重要新闻,将报纸资料剪集下来,秘密传到别的牢房,使同志们得知国内外大事,以鼓舞斗志。
1945年春,乔国桢除肺病外又患了肠胃病,食欲大减,身瘦如柴,终日咳嗽不止,说一句话都得换几口气。他对难友李宗林说:“我一生的光阴多半是在监牢里折磨过去了。在牢里一次绝食斗争后,得了肺病,现在,在牢里又将因肺病而死。我只希望早一点死,少受一点罪。我反省一生,对党对事业无愧于心。然而我恨监牢和疾病剥夺了我太多的时间,使我对党不能尽什么力量!”②
根据组织安排,李握如住进养病室,照顾乔国桢,此时,他吃饭靠人喂,大小便不能自理,已奄奄一息了。三个月后,狱方强迫李握如离开养病室,乔国桢深情地对李握如说:“我不行了,监狱生活这么长,请转告同志们:一定要坚持斗争,胜利回延安。”
李握如回到牢房,向监狱党组织汇报乔国桢的病情。难友刘护平听后,坚决要去照顾乔国桢。党组织同意后,刘护平装病装傻闹了几天,敌人只好把他送进养病室。
①《活着就应该战斗》,1983年9月27日《疆域日报》。
②李宗林:《我们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1946年8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
刘护平走进养病室,看到乔国桢蓬头散发,眼珠凸出,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高烧39度,满屋是屎尿的惨状,禁不住大哭了一场。接着,他将房间打扫干净,用大家捐赠的钱买了牛奶、鸡蛋,每星期还买一个羊头,给他增加营养,为乔国桢补养身体。乔国桢说:“大家那样苦,我特殊吃好的,心里难受吃不下去了。”去世前一个月,他知道同志们变卖仅有物品,为他购买营养品,坚决拒绝吃。因此,体力减弱,病情恶化,并发高烧。
病重期间,乔国桢给监狱党组织负责人张子意、马明方写了一封信:“我在病中正深刻反省,一生中虽无愧于党和人民,但大部分时间,消磨于反动派狱中,不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深为遗憾。唯望牢内全体同志必须团结一致,坚持对敌斗争。”①谁知,这封信竟成了他的遗言。
病重期间,他让郭春则把床下的箱子打开,拿出一块手表和六张纸片,他说这只手表交给同志们。这六张画画着小鸡、小狗等。上面写着:“送给亲爱的爸爸!”“问爸爸好!”这是上小学二三年级的女儿———乔沙写的。他指着纸片说:“我还有两个孩子,这是我的孩子送给我的。把这交给组织,让组织照顾他们,让他们走我们这条路。”
1945年五六月,陕西发生了“淳化事件”。6月26日,原保安团团长起义,攻进淳化县城,并率部进入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借口进攻陕甘宁边区,引发爷台山保卫战。监狱借机接二连三
①摘自1946年8月6日《解放日报》刊登的《追悼疆域死难烈士》。据统计;乔国桢被捕七次,坐牢时间五十四个月零二天,软禁六个月零二十八天,合计为六十一个月,按每月三十天计算,即被关押五年零一个月,或坐牢五年多。按李锦春同志说法坐牢八年即八个年头。
地把到养病室照顾乔国桢的同志驱逐出养病室。乔国桢的病情加重,日益体瘦,呼吸越来越困难。
1945年7月31日,在敌人的残酷迫害和肺病折磨下,中国共产党的优党员、共产主义战士乔国桢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时年38岁。
经过难友反复交涉,监狱允许在养病室,由各牢房派代表为乔国桢召开简短的追悼会。同志们佩戴红布条表示哀悼。同志们唱着林基路创作的《囚徒歌》:豆萁相煎,便宜了民族的仇敌。无穷的罪恶,终叫种恶果者自食!
……
洒我们的鲜血,染成红旗万载飘扬。
这歌声表达难友们、同志们对乔国桢的哀思和奋斗到底的决心。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怀下,国民党西北行辕主任兼疆域主席张治中一上任,就落实周恩来的嘱托,释放政治犯。在疆域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获释放,并派专人专车,于1946年7月11日将120余名中共人员护送到陕甘宁边区。
1946年8月5日,疆域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在延安中央党校举行。主祭人马明方、安子文,陪祭人陈因素、张一平、王佑、谢良才、严振刚。白阿金宣读祭文,张东岳报告九烈士乔国桢、林基路、祁延沛、陈振亚、吴茂林、彭仁发、汪德祥、谢奇光、柯永学的生前事迹。张子意、朱旦华分别致悼词。8月6日《解放日报》刊登马明方、张子意为疆域死难烈士的题词“事业永存,精神不死!”和李宗林的悼念乔国桢的文章。
1956年7月1日,疆域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将乔国桢的遗骨和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吴茂林的遗骨安葬在乌鲁木齐烈士陵园。
1956年7月25日,在乌鲁木齐市南郊革命烈士陵园隆重举行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乔国桢、吴茂林五位烈士陵墓落成典礼大会,参加大会各界代表3000多人。革命烈士移葬委员会主任、中共疆域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王恩茂讲了话,报告革命烈士们的生平事迹,高度评价烈士们的革命业绩和高尚品德,要求继承先烈遗志,把祖国建设好。“文化大革命”中,乔国桢的墓碑被炸毁。1980年10月重建。
1952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决定将佳县图书馆命名为“国桢图书馆”。1986年2月,彭真同志为佳县“国桢图书馆”题写了馆名。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1938年3月24日乔国桢给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报告,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2.《乔国桢烈士革命事略》,存陕西省档案馆。
3.赵通儒:《乔国桢烈士略传》,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4.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地区农民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1985年11月,中共陕西省委党史委编印的《渭华起义》。
5.天津市委党史办公室:《共产党人在天津监狱中战斗生活纪实》,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
6.熊怀庆:《天地有正气》,燕京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
7.方志纯:《回忆疆域监狱的斗争》,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第1版。
8.薄一波、杨献珍、胡锡奎、张明远、李握如、蔡子伟、高克林、刘护平、周铁忠、李锦春、肖德印、李宗林,孙振武、杜松寿、赵和民、邢予洪等的回忆文章和赵通儒、高长直、杨文福、蒙仲穆、郭立三、李宏儒、尚贤、何求安的回忆材料。
9.访问钟师统、周铁忠、赵和民、蔡子伟、高长直、米暂沉、王芾南、庞志杰,陈云樵、高登榜、乔克功、乔沙、乔石和白家驹亲属等的记录。
写作中还得到李运昌、张友渔、高克林、张达志、吴成方、孙振武、陈熙、张汉武、彭德等的关怀和指导;得到天津市委党史办公室,榆林地委,佳县、三原、华县县委党史办公室、湖南省南县党史研究室、疆域维吾尔自治区烈士传编委会、乌鲁木齐革命烈士陵园等单位和郭洛夫、张守宪、孙启蒙、贾自新、高中哲、刘杰诚、王少民、张培林、李世勋、杜根成、乔沙、乔石等大力支持和帮助。
(原载1988年4月陕西人民出版社第1版《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7卷,编入本书时,作者对史料有较多补充、核实,编者对文字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