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矿工,发动组织工人运动。
1929年6月,乔国桢改任唐山市委委员兼组织,负责工运、军运工作。乔国桢到唐山林西矿、赵各庄开展工运工作,化名高成,住在工人杨永福家中,白天下矿劳动,晚上与工人促膝谈心。一天,他从矿井刚上来,听说工人正在与黄色工会头子辩论,脸也顾不得洗,马上赶到现场,挺身而出,驳得对方哑口无言。他用大量事实揭露黄色工会每月收工人千元会费,不给工人办事的骗人把戏,提出应由工人查账,进而改组黄色工会的主张,得到工人们的拥护。这场斗争的胜利使林西矿工人更加团结一致,向矿主要求提高工资待遇。乔国桢注意在斗争中培养工运骨干,从工人中发展了20多名党员,建立了中共林西矿支部。
1929年11月,乔国桢在南岭工房十三号工人贾永发家中召开纪念十月革命会议,被敌人发觉,第三次被捕,押送唐山,监禁在国民党市党部。乔国桢化名焦复生,据理坚持斗争,七天后的一个深夜,乘敌人警戒松弛,机智翻墙脱险,但双腿跌伤,忍痛拄着棍子离开唐山,回到天津。党组织安排他隐蔽养伤,半个月后被派到天津下边区(即纱厂区)任区委书记,不久又调任天津市总工会书记、中共顺直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天津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商业城市,河东、河北、租界和下边四个区委,都归中共顺直省委直接领导。下边区工人比较集中,党的秘密机关设在河东,乔国桢则住在租界,不论去机关开会还是到工厂巡视,往返都有30里路程。他有时坐人力车,有时手中没钱,拄着拐杖步行,从未因自己腿伤而耽误工作。因经费奇缺,他常常一天只能吃上两个烧饼或一个窝窝头,有时身无分文,饿着肚子奔忙。工作做完了,才找到周铁忠,请她熬点稀饭喝。战友们关心他,他说:“我饿点不要紧,我的工作比你们轻,你们要下车间干活,饿了是不行的啊!”
当时,“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占主导地位,错误估计革命形势,从中央到地方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准备在全国举行总暴动。省委也布置“五一”节发动游行示威、飞行集会、罢工罢课。乔国桢与张明远交换看法。乔国桢认为敌人强大,群众工作薄弱,在天津不具备举行罢工和暴动的条件,应扎实做好基层群众工作。但他从组织原则上,还是执行中央和省委的有关决定。
乔国桢派周铁忠①到宝成纱厂工作,并通过周铁忠指导工人运动。有天晚上,他在下边区工作到深夜,无法回市区,在叫
①周铁忠,中共党员,乔国桢的爱人。早年投入长沙学生运动,加入北伐军,参加过南昌起义、海陆丰暴动。在天津,当过北方局交通,参加工人运动不幸被捕入狱,表现坚强不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天津市纺织工业局工作,曾任政协天津市委特邀委员。
纱厂工人张玉的门时,被巡捕发觉。一刹那,警笛直鸣,情况危急。乔国桢急中生智,打开周铁忠的家门,躲避追捕,才化险为夷。第二天早晨,周铁忠下班后见乔国桢在屋内,觉得奇怪。乔国桢说明了夜间的险情,周铁忠深为感动,决定与乔国桢结为革命伴侣。他们结婚后,在郑庄子的海河对面小刘庄,找了一间房子,既是秘密住处,也是党的秘密联络点。三星期后,周铁忠不幸被捕。乔国桢一边通过组织积极营救,一边坚持斗争,利用小刘庄秘密住处达半年之久。
1930年4月29日,乔国桢在天津杨庄子三十二号开会时,因叛徒出卖第四次被捕,关押在天津巡捕局。他化名高子香,一身农民打扮,用关中话巧妙地回答敌人说:“我是从陕西乡下来找亲友谋生的。”敌人严刑拷问,他始终不改口供。敌人无奈,按政治嫌疑犯,判他有期徒刑一年,囚禁在天津小西关河北省第三监狱。
当时,三监已有中共秘密支部,书记是傅茂公(彭真),委员有郭宗鉴、詹大权、叶玉文、卢福坦(狱中名韩振明)。乔国桢入狱后,担任了支部的组织工作。狱中难友的思想比较混乱,有人提出“夺取武装,暴动出狱”的冒险主张,有人则消极地提出停止活动,“等刑满出狱后再讲斗争”。乔国桢积极协助傅茂公等党组织负责人,做难友们的思想工作。他利用放风的机会,对那些持冒险主张的同志说:“监狱外边还有高墙,暴动出狱一定会造成严重损失。我们党员是战斗员,要抓紧一切时机进行合法斗争。”对个别思想消极的难友,则鼓励他们提高斗争勇气,使党支部制定的监狱斗争任务和策略,得以贯彻落实。
5月30日,政治犯提出改善伙食、去掉脚镣、白天放风、改善医疗条件、允许购书、购报等八项书面要求,催促狱方答复。中共三监支部提出:这些合法要求如果遭拒绝,就进行绝食斗争,并强调了绝食后的纪律:不许单独复食,不许超出规定范围砸门毁物,不许乱喊乱闹,不许向监狱泄露政治犯内部情况和斗争计划。接着,党支部通过写密信和亲属探监两条渠道,将狱中斗争计划上报省委,争取社会舆论和各界力量的声援。
6月中旬,狱中难友魏振华因患重病得不到治疗而逝世。噩耗传开,同志们异常气愤。党支部因势利导,一面向狱方要求开追悼会,尽快答应八项要求;一面向难友做思想工作,使全体政治犯认识到只有团结斗争,才能生存下去;并决定绝食一餐,以示哀悼和向狱方示威。十多天过去了,监狱方面对政治犯的要求拒不答复,监狱党支部遂决定7月2日开始绝食。乔国桢组织孙振武等同志书写了80多封信,分寄中外通讯社、报馆和部分大学,呼吁社会各界声援第三监狱的绝食斗争。
绝食的第一天,监狱长把一部分政治犯关押在单人牢房,将傅茂公、叶玉文、李运昌、李光汉等20多人转往陆军监狱,妄图用分散转移的办法达到破坏绝食斗争的目的。党支部要求留在第三监狱各监房的负责人做好难友思想工作,击破敌人的阴谋。乔国桢利用上厕所、打水等机会,向大家传达支部要求,鼓励大家坚持斗争。
敌人的阴谋被挫败,绝食斗争坚持进行。第五天,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天津市主薄曾延毅害怕事态扩大,急忙带随从到第三监狱同政治犯谈判,表示答应政治犯提出的八条要求。乔国桢等提出要派代表到陆军监狱看望傅茂公等人,并征求他们的意见。经过争执,乔国桢等终于坐上汽车来到陆军监狱。傅茂公等听了汇报,认为八项要求警方基本答应,可以复食。随之,第一次绝食宣告结束。由于绝食斗争的胜利,政治犯去掉了脚镣,吃到了细粮和蔬菜;白天牢门不关,政治犯可以互访交谈,做操,跑步;家属探望次数增加,报刊、书籍检查放宽。
因傅茂公等仍关押在陆军监狱,三监的中共支部干事会改选,乔国桢任书记,张明远(高子林)、金城、刘慎之(刘振邦)等为干事。党支部总结了绝食斗争胜利的经验,要求大家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应付敌人反扑,同时组织文化组和理论组,请老同志讲党的历史,请人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以提高理论水平和斗争能力。
9月初,监狱长更换,敌人果然寻找机会报复。16日,共产党员张宗信,因患肺病得不到治疗,惨死狱中。政治犯悲愤交加,推举代表同狱方交涉,要求向死者遗体告别,尽快实现许诺的要求。狱方竟悍然宣布取消各种待遇,把代表关入单人牢房。17日晨,牢房门不开,政治犯重新带上脚镣,饮食也恢复到极坏水平。
乔国桢和张明远商议后,决定即日起开始第二次绝食斗争,提出:“反对监狱虐待”、“恢复被取消的生活待遇”等要求;同时将这一决定秘密上报省委,并投稿《大公报》,揭露狱方虐待政治犯的罪行。敌人阴谋败露,被迫于第四天重新打开牢房,送回单独监禁的同志,恢复了上次绝食斗争后得到的各项待遇。
党支部十分重视难友的学习,设立政治理论、文化、外文组,个人根据自己的水平和爱好,选读马列著作,学习文化知识;请懂军事的同志讲解军事常识和作战要领。乔国桢带领大家做早操,进行简易军事操练。党支部发展了几名新党员和几名新团员,还培养了几名积极分子。乔国桢强调团结全体政治犯,如反阎(锡山)派、黄色工会小头目、搞保皇复辟活动的“龙虎军”等,共同进行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他严肃批评脱离实际、主张开始作各种准备工作、创造越狱条件的盲动思潮,以统一思想,善于斗争。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罗章龙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组织“中央非研讨组员会”。中共河北省委也有人跟着成立“第二省委”,并通知第三监狱党支部归他们领导。乔国桢立即召开支委扩大会议,做出坚决不承认“第二省委”、要求立即解散“第二省委”的决议。乔国桢秘密写了一份报告,交给高子林出狱后带给中共河北省委。省委批转了这一报告,表扬第三监狱党支部做得好。出狱后,有人拉他支持“第二省委”,他毫不留情地批评,同时做细致的工作,使部分同志认识错误,离开“第二省委”,回到党的怀抱,投入新的战斗。
在狱中,乔国桢饥病交加,瘦得皮包骨头。敌人为报复他,把他和有肺病的人关押在一起,染上了肺病。但他从不考虑个人得失和身体好坏,经常乐呵呵地指着牢房墙壁上那幅铅笔画———列宁像。说:“你们看,列宁活啦!他要下来指导咱们斗争啦!”
乔国桢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感动着每一个难友。大家看他个子高,脸黑,又有一双炯炯发光的大眼睛,便亲切地给他起了个绰号———“大黑塔”,意思是黑夜的灯塔。他的斗争精神和领导艺术,他的斗争经验和灵活作风,给难友们以很大的鼓舞和启迪。
(三)
1931年5月15日,乔国桢刑满出狱,到北平向中共河北省委汇报监狱斗争情况并要求分配任务。河北省委为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指导,派他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去内蒙古工作。正当乔国桢筹集路费、准备出发时,党内出现叛徒,使省委、省军委、团省委三个系统和北平市委遭到极大破坏,省委书记殷鉴和薄一波、乔国桢、刘澜涛、杨献珍、张友清、赵镈等200多同志被敌逮捕。乔国桢被关押在奉系军阀管辖的东北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地点在北平鼓楼后门桥北的帽儿胡同。
敌人妄图彻底破坏中共的北方组织。审讯时,让李天明等老叛徒主审,廖划平(曾任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等新叛徒在旁作证,并施用“指以劝降”、“严刑拷打”、“枪毙恐吓”三项法西斯手段,折磨摧残被捕的共产党人。乔国桢在敌人的法庭上大义凛然,怒斥叛徒。刽子手们将他的手脚捆绑,用杠子压腿肚子,他仍坚贞不屈。当无计可施的敌人用枪毙威胁他时,他视死如归,面不改色,始终坚不吐实。
不久,宪兵司令部对60多位难友判了重刑,有的甚至判了死刑。乔国桢被押上卡车,送到设在府右街南口的国民党海陆空副总司令行营军法处,与薄一波、刘澜涛、张友清等40多名政治犯关在一起。在这里,乔国桢与薄一波等利用行营军法处和宪兵司令部的矛盾,趁叛徒留在宪兵司令部还没有到军法处对质的机会,在审讯中把问题全推到叛徒身上;凡是因叛徒指认暴露了党员身份、但敌人还没有搞到证据的人,全部翻供;被敌人抓到证据的人,判了重刑的争取减轻,被判死刑的争取改为有期徒刑。经过机智的“翻供”斗争,不少同志减了刑。乔国桢改判八年徒刑,被送到草岚子监狱服刑。
草岚子监狱牢房阴森潮湿,卫生条件极差,饮食极坏。乔国桢戴几斤重的脚镣,被折磨得肺病复发,由于得不到医治,病情一天天加重。监狱长怕肺病传染,更怕乔国桢病死了不好向上司交差,只好批准他保外就医,条件是随叫随到。
在陕西同乡的帮助下,乔国桢先到北平美国人办的协和医院诊治。他的肺病已是晚期,医院拒绝收留;后在党组织的关怀下,去北平西山卧床休养。养病期间,乔国桢为党组织接转各种重要关系和文件,并为培养党的青年干部尽心竭力。1932年11月,乔国桢病稍好,被派往上海中央。后病又大发,被中央送往济总养病和浏河惠中医院疗养。终因上海党中央组织遭破坏,又回北平。1933年,当他得知杨虎城大统领有意让南汉宸从樱花国回国的情况后,让赵和民写信给南汉宸,催其迅速回国做杨虎城的统战工作。南汉宸回国后,乔国桢专程拜访,商量讨论如何在西北军中开展工作等问题。1934年8月,乔国桢病情好转,河北省委移到天津。北平市委遭破坏,他组织几位同志,督促他们筹建市委;10月,市委成立,他把市委工作介绍给河北省委,为北平市委重建做出贡献。
1935年5月22日,北平市委再次遭破坏。宪兵在香山四王府南鲍家窑(又名丁家花园)五号养病处搜捕到乔国桢和蒙仲穆,将他们囚禁在北平市公安局。6月20日,警方又将乔国桢和蒙仲穆押回西山养病处,派一名巡官和两名巡捕日夜看守。7月26日深夜12时左右,两名巡捕正在酣睡,乔国桢在病友蒙仲穆的协助下,吃力地从后纱窗钻出逃走。他身体虚弱,三个小时才艰难地走了五里路,到玉泉山已经筋疲力尽,躺在地里休息了一会,直到凌晨5时才艰难地走到万寿山南窑后村。他在村中雇了一头驴,骑到清华大学找党的关系。适值学校放暑假,没能找到相识的同志,又坐人力车绕德胜门进入市区,新市委的关系也没有接上。他心急如焚,病友给的五元钱花完了,向友人段泽生老太太借了五块大洋,坐火车赶到天津找省委接头。但省委已经搬迁,暗语变更,仍未如愿,只好返回北平。
北平不能久留。乔国桢考虑再三,决定回陕西寻找党组织,他向朋友冯素梅借了25块钱,乘火车到西安,经同乡知己辗转介绍,终于在杨虎城宪兵营找到中共地下组织。他喜出望外,将被捕和脱险情况写成密信,向军委留沪办事处做了汇报,并要求重新分配工作。在等待上级党组织指示期间,他在西安南五台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