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说是找你，”秘书告诉出来查看的刘海洋，每天被她不客气堵截在外的记者不计其数，“因为你们正在隔壁商量事，我不让她进，她都会抱怨，以为我官小脾气大，实际上她认为这有损整个公安机关的形象。”
一张名片被秘书送到刘海洋手中，然后转身正准备轻步离去，被支队长叫住。他扭头看看局长，再认真看一眼手里的名片说，“记者来采访，《滨江都市报》报的。”
刘国权摆摆手，思绪好象还在刘海洋刚才介绍的案情分析中没有拔出来。他对支队长说：“你告诉这个记者，现在没有什么可采访的，请他过一段时间再来，客气点。”
刘海洋说：“这是个女记者，也是名记者，昨天现场搜查她在场，知道一些情况，前段我们打黑那个案子就是她采写的，不错。我看让她到我那屋等等，我见一下，正好我也有问题想跟这个人请教。”
刘国权沉吟一下，点头同意了。
趁在会客室等待的时间，柳雅致打开记事本，迅速添加和改动了一下原来拟定的采访要点。在她的记忆中，采访刘海洋这还是第一次。
在新闻工作者的观点看来，实权在握的人，一般不希望迅速让公众知道一些事情，澄清事实，她认为只有得到事实真相他们才会让自己决定取舍。因此，刚才回报社中途转变想法又返回准备直接采访支队长，请求他同意自己看看那些奇特的犯罪证据，柳雅致不抱多大希望，只是不甘心而已。
没料，秘书不客气地挡驾。
后来柳雅致把亲眼所见到的那戏剧性场面，说给刘海洋听时，不得不为超前的“合作”意图在企图压垮她的小官僚秘书面前辩护。这些公-安-部门之中，有一个是以管理领导健康和安全的、很难对付的秘书官僚们组成的集团。
她们眼看着一切非正常的东西从眼皮底下诞生，却一点意识也没有，她们唯一想维护的“原则”就是领导，不像其他领导采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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