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自己的安全——先下手为强也行，直接躲开也行，甚至为了保证自己安全虚与委蛇也行。现在我对你们的所有要求就只有一个，保护自己。”孙立恩对自己的同事们认真叮嘱道，“保护好自己，才能去帮助别人。”
“我们哪儿敢跟病人动手啊。”袁平安打破了沉默，“大不了就跑呗。”
“其实咱们真未必需要跑。”周策反驳道，“外面一堆病人等着看病呢，真要打起来，咱们人多力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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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时ICU还没有完全搭建好的时候，和上着ECMO的沈老爷子一起住在同一间病房里的一位阿姨崩溃了。
具体是怎么闹的这就不好说了。说不定只是因为心跳太过嘈杂。反正孙立恩心里打定了主意，任由这位阿姨崩溃一会。要么等她累了自己再开始劝说这样才比较有效果，要么等她累了且继续崩溃，这样用地西泮才更容易一些。
现在想起来，孙立恩有些惊讶于自己的选择。他一直觉得自己不是那种……能够看着一个人陷入痛苦却无动于衷，还能考虑一下怎么处理比较省事儿的人。
不过几秒钟之后，他还是决定放弃思考这个问题。其实原因很简单，作为一个中国人，孙立恩和其他中国人一样有一个固有观点——生存权高于一切。人能活着，比能活的舒服更重要。
医疗资源不够的情况下，要医生们给与每一个患者同样的“人文关怀”是一件不切实际的期望。不管是在当时的北五区，还是在现在的鹤安医院发热门诊，孙立恩的第一反应永远都是先保证基本的医疗服务，而不是和人瞎客气。
现在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给人看病，用最快的速度诊断、分流、开出检查内容，然后再判断这个病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几率能有多大。客气当然能让这些等待了很久，并且心理紧张的患者舒服一些。但这势必会占用医生的时间，最终导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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