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持吊唁有序进行，学院在学校里设立了悼念馆。吴友谦消瘦的身躯静静地躺在花丛的水晶棺之中，他面色平和，似乎再也没有什么烦心的事情可以打扰他的平静——他的身上覆盖着党旗，而整个悼念馆里则播放着的并不是常规的哀乐，而是一遍又一遍的国际歌。
而作为“关门弟子”，孙立恩却并没有出现在悼念馆里。
他在宿舍中，一页又一页的翻看着吴友谦的日记。
吴院长年轻的时候，在他还只是个“医生”的时候……是个很有趣的人。
和现在的所有年轻人一样，甚至和孙立恩自己也一样。这位年轻的医生有无数的困惑和困扰，常年在学校里按部就班的学习后，他的生物钟已经和学校的安排完全重合。平时的日常工作中除了承担教职之外，他还要负责出诊。面对病人、教职、科研、学校等等的各种要求和任务，他无可避免的面临着巨大的“撕裂感”。
不同的部门以不同的要求，要求着刚毕业不久的吴友谦履行自己的职责。而职责之间并无直接关联。这样的撕裂感在刚刚毕业之后的第三年到达了顶峰。虽然大概没有人会知道，但孙立恩在日记里读到吴友谦曾经不止一次决定辞职不干，去“某个制药厂当个工人”的时候，还是挺震惊的。
虽然和吴友谦的情况不太一样，但孙立恩自己确实感受到了某些“共鸣”。他现在也正处于这样的混乱和困惑之中。行政工作太过繁忙，突然被扔到自己头上的科研工作，以及无法完成的临床任务……这些东西实在是太让孙立恩感到困惑了。
而日记里的吴友谦，却找到了一条非常合适的解决之道。
“十一月三日，大风。今天我和书记好好谈了谈。在长久的争论后，他终于和我达成了一致意见——科研不是我的强项，临床也并非我的兴趣所在。经过了一系列的讨价还价之后，书记同意让我去附属医院儿科工作。”
“四月三日，又是他娘的晴天。在儿科工作太他娘累了，我想回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