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错，是临床诊断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它能够让医生们迅速判断出患者的真实情况，而不是尝试着同时处理多种可能。但在国内，对于“诊断试错”，临床上一般有两种进行方法。第一种是通过检测来进行试错——这种方法唯一的缺点就是会增加一些患者和医保的负担。而第二种，则是限制更加严格的“诊断性治疗”。
孙立恩用过诊断性治疗，可只要能有其他的选择，他也不想这么干。诊断性治疗过程的繁复却不是简单几句话就能说明白的。
从原理上来说，诊断性治疗倒是非常容易解释。医生们已经把患者可能罹患的疾病从浩渺如烟的几千上万种，缩小到了那么两种或者更多的范围中。但由于各种原因——可能是因为病情进展速度太快，可能是因为科学进步的程度尚且不足——总之，在仔细平衡过了各种可能性之后，医生们决定采用某种特定药物对患者进行治疗，并且观察治疗反应。
如果患者好转，则可以确定罹患疾病为A，如果没有好转，那么就按照B或者C、D乃至其他疾病再次进行诊断性治疗。
医生们选择这种方式进行“诊断”，对于患者的风险也就显而易见了——如果第一次就没有猜对，如果连续排除了所有可能但都无效……那么患者本人就很可能需要付出病情被延误惨痛代价。
因此在国内的现行情况下，医生们不到万不得已，基本都不会使用这种方案。如果要使用，那繁琐且麻烦的告知过程也会变得非常痛苦。并不是所有家属都能够接受医生们关于“赌一把试试看”的方案，他们更希望能够把一切都掌握在手里，包括自己亲人的生命健康乃至生死。
“只要有必要，那就去做。只要是你们认为对患者最好的，那就去干。”张智甫教授喘了两下，咳嗽着说道，“这里是诊断中心，什么病人会来诊断中心看病的？在其他地方看不好、看不明白，但是又不甘心回家等死的人才会来这里——把你们以前在同德附属的那些习惯统统忘掉！”
临床医生，尤其是大型三甲的临床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