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也没能拿到伦理管理委员会的相应许可证明，他无奈之下只能选择直接给管理委员会的主委李萍打电话求助，“我想问一下，之前那个叫杨建强患者的试验性治疗手段的伦理许可下来了没有？”
“其他的三个委员已经签字了，但是普内科主任的签字还没有到。”李萍在电话里显得有些无奈，“陶主任这段时间很忙，他现在应该是在日本那边参加一个学术会议。”
第四中心医院普内科主任陶谦是当时在电话会议中同意治疗的那位委员，由于上交到卫健委的许可上有陶主任的名字，因此在院内的程序上，那份至关重要的证明文件必须要有陶主任的签名才行。
“之前交给卫健委的签名，是我们专门让人坐高铁过去，赶陶主任在上飞机之前才签好的。”李萍很无奈的解释道，“那还是在他去沪市开会，马上就要去日本之前才搞定的签名。可就是因为工作人员疏忽，签名只有一份。”
不用细问也知道，为了让整个申请能够“过得去”，唯一一份带着签名的文件被上交给了卫健委。当然，这也是必然的事情。如果那份文件原件被用做了其他用途——比如病例整理，那四院可就要遭殃了。电话会议中伦理管理委员会同意了一项风险极高的放射疗法，并且没有及时将带有委员同意签字的文件交给卫健委备查。这简直就是在卫健委的工作人脸上甩飞龙——飞龙骑脸，你还打算有好果子吃？
“我这边正在搞患者的病例整理。”孙立恩在电话里解释道，“虽然患者那边还没有提出要病例的要求，不过考虑到患者在ICU的洁净病房里住了二十多天，我觉得他们应该对商业保险报销有急迫的需求。”
“这个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李萍也很无奈，“卫健委那边需要签字原本，咱们这里虽然留了影印本，但是我估计……这么大额度的报销，保险公司那边可能也需要原件。”
孙立恩和李萍一起陷入了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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