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的早上，刘堂春悠然醒来。只是外面的天空仍然一片漆黑，仿佛还在夜晚里似的。
人一上了年纪睡的就少。而且首都的位置比宁远更靠北，早上起来之后，天空仍然一片漆黑似乎也完全可以理解。但起的太早，多少总有些麻烦。现在时间是凌晨四点半，酒店的早餐得等到六点半才开始供应。洗漱完毕后，刘堂春开始坐下来看起了资料。
援非医疗队虽然是中国的单独行动，但WHO等组织也会向医疗队成员有意识的倾斜一些协助内容。尤其是因为非洲地区缺乏成系统的基础医疗体系，同时也没有足够的计划免疫资源——连药物都短缺的地方，当然不可能推行有计划的免疫政策。因此，一些在国内几乎根本见不到的传染病，在非洲这片古老的大地上仍然活跃着。
刘堂春看的就是这样一份资料。身为工作年限超过三十年的主任医师，刘堂春也是从那个国内医疗很差的年代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人。那些需要动用全国之力才能被消灭掉的疾病究竟有多可怕，他比那些年轻的医生可了解多了。
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消灭血吸虫运动，刘堂春虽然有作为医护人员没赶上，但仍然对此有所耳闻。实际上，哪怕到了今天，血吸虫在国内仍然未被完全消灭。虽然每年的新增感染人数已经从原来的“地域性，集中性”爆发变成了现在的“零星感染”，但不得不说，经过长达六十多年的治疗，中国仍然没能完全消灭这一寄生虫。
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长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才勉强将血吸虫的推算感染人数压缩到了三万七千例。而在完全没有防疫工作和行动的非洲，血吸虫的流行率之高，令人瞠目结舌。全球推算两亿例的血吸虫感染患者中，90%以上都分部在非洲各个地区。而援非医疗队也没能幸免于难，不少医疗队年轻成员因为对当地基础服务的警戒心不足，或者干脆缺乏对血吸虫的了解和认识。因此，这样的输入性感染病例也不少见。
刘堂春这次要去的是坦桑尼亚，正好是血吸虫的高发地区。而他正在看着的这一份资料，就是由WHO提交的当地传染病疫情报告。
老刘同志越看眉头皱的越深，他简直恨不得直接打电话去把自己的那些个不成器的非洲学生痛骂一通。坦桑尼亚最近的传染病疫情真的不算轻，光WHO通报的疫情就有霍乱，炭疽，基孔肯雅热三种。至于血吸虫和其他寄生虫，则干脆连精确的统计数据都欠奉——要统计这些在非洲人眼中的“常见病”感染率，实在是太困难了。
刘堂春不是公共卫生，寄生虫或者传染病专业出身，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于非洲传染病报以高度警惕。这也和急诊工作的特征有关。会被送到急诊室来的传染病患者，一般都病情严重而且传染性极强。自从非典之后，国内的医生们逐渐从原来的“重治疗，轻预防”思想，变成了现在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这样的变化，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
天渐渐亮了起来，刘堂春拿着文件，去酒店餐厅吃了顿早饭。这份文件昨天晚上他才拿到手里，今天早上是第一次看。而他越看，就越觉得肩上的担子有些太过沉重。
这次前往坦桑尼亚的医生一共有25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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