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上下班高峰期出行，那真是跟便秘了似的，让人无比纠结，却又丝毫没有办法。
既然车流不算大，停车位自然也就不用像二十年后那么争得只差打架，李从云的大面包也很快找到地方停下，然后一行人就说说笑笑地走进了这家西城酒店。
西城酒店一共十五层，上头都是客房，跟李从云等人无关，下面的四楼是餐厅和娱乐场所。一群人年纪不大，职务上油水也不足，自然没有什么存款。熊林犹豫了一下，终于没敢去订什么包间，七个人就这么在餐厅大厅找了个大圆桌坐了下来。
有钱没钱，席间都少不了酒，这是华夏特色，免不了的。因此坐下之后，菜单都还没点好，熊林就豪爽的先要了三瓶白酒。
还是因为钱的问题，这几位小干部们也不考虑什么茅台、什么五粮液，看了看京城流行的红星二锅头，觉得档次未免太低了一点，实在说不过去，最后点了三瓶杏花村。别看只是三瓶杏花村，根据这会儿他们的口袋算起来，也不便宜了。
二十年后的人都知道中央和中央部委有钱，但他们却不知道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中央财政其实相当紧张，说得夸张一点，近乎破产。
只是当那位强势铁腕的洪定邦进京出任副总理，开始掌管经济之后，局面才稍微稳住。洪定邦总理又一个省一个省地去跟地方谈税制改革，终于把分税制落实下去，这才让华夏财政上的地方富、中央穷改变过来。
中央财政，从那之后才开始扬眉吐气，一扫颓风。中央对地方的权威，其实也是那个时候开始变得格外强大起来。正如萧老所说的：中央的权威，除了人事权之外，首先就在于经济权威，中央经济权威不树立，连政治权威都要弄丢。
当时为什么必须实行分税制改革呢？大体上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原来的财政包干制完成了历史使命，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其不公平的一面。从1981年到1994年，包干制曾起了积极作用。这个制度大的问题不会有，不过有的时候就不大好办。有的地方经济实力比较强，有的地方比较弱，包干的份额就不一样了。全国财政会议常说，“一年之计在于‘争’”，争包干基数，收入指标争取定得低一点，可以多一点超收留成；支出指标则争取定得高一点。要建立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包干制已经不适用了；而分税制为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所采纳，是改革的方向。
第二，中央财政相当困难。当时，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还不到30%，弱干强枝，中央花钱要靠地方上解。当时姜恩国、彭云程和洪定邦三个主要领导人都赞成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比重。
一直到后来很久，还有很多人不理解分税制的重要性，为什么要实施分税制改革？它究竟有什么必要性？为什么早不改晚不改，偏偏那个时候改？其实真要说起来，早在1980年，财政部就曾经建议实施分税制改革，但是没有为中央领导接受。
当然客观地说，当时条件也不具备。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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