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法国出版业，路易·阿谢特（louishachette）是个绕不过去的关键人物。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被迫离开巴黎高师的学生路易·阿谢特做起了学习资料、教科书的出版生意。1851年，一次伦敦之行让他注意到了车站里的书报亭，他希望能在法国也发展这样的销售机制。
但在车站里，教科书似乎是没什么销路，于是他设立了文学图书部门，"铁路书库"（labibliothèquedescheminsdefer）得以诞生。阿谢特自此不再仅仅是个出版社，而更像一个公司，并采用了高效率的流水线分工体系。作家佐拉曾在阿谢特工作，著名的《妇女乐园》其实就是对这段经验的描述。
步入20世纪后，法国出版业经历了两次合并运动。第一股合并浪潮发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各自吞并了多家出版社之后，出版业形成了阿谢特、伽里玛（gallimard）和西岱出版社（lespressesdelacité）三足鼎立之势。第二股浪潮则发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拉加德尔集团掌握了阿谢特41％的股权，成为其老板。西岱出版社历经数家之手，最后被维旺（vivendi）集团控制，其母公司维旺环球出版公司（vivendiuniversalpublishing）又吞并了larousse，nathan等多家出版社。伽里玛根本无法与此两大巨头竞争，落入了第二梯队。
同属此梯队的还有flammari鄄on，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albinmichel）和塞伊出版社（seuil）。这六家公司一共控制了市场3/4的份额。
老牌出版社历史悠久、享有盛誉，面对时代的变迁，也不得不做出相应的改革。seuil在2004年初与hervédelamartinière合并，开始并行地发展出版系统（seuil出版社）和发行系统（volumen）。
albinmichel似乎也要追随seuil的足迹。伽里玛的家族继承人安东瓦纳·伽里玛（antoinegallimard）在奋斗20年后还是没能保住家产，只能让投资商参与控股。
除了中国内陆及台湾外，香港是华文出版的第三大市场。因为香港是中西交汇的地方，出版文化也正好反映出这样的运作及价值。
只要您到报摊看看，便知道香港本地杂志、报纸出版十分活跃。此外，香港有十数家出版社，每年出版书籍几达二千种，其余的过十家教科书出版社一直供应本港学子的教本及参考书。香港的书店往往都摆放大陆、台湾、本地以至欧美最近的出版物，国际化程度可谓在大中华以至国外大都市中少见。香港是中、西文化的熔炉，香港的学者绝大多数都能通晓两文三语。
在最近一百年里，香港出版物作为中国主流出版物的补充，她一方面扮演了沟通中西文化的角色，而历史上当中原动荡的时候，香港出版则另有一个生存的空间，这是香港出版的地位及存在的价值。
香港是中国近代出版的发源地，提倡西学的清末学者王韬便在香港出版报章，英国圣公会教士马礼逊的《华英字典》也在香港首先出版发行。迄至二十世纪初期，革命党人以日本为根据地在华中活动，上海才成为中国出版的龙头大哥。无论怎样，1902年商务印书馆便在香港设馆，可见二十世纪初期香港在中国出版地位的重要。
三十年代后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因为香港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才落入日本人的手中。因此，香港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作为抗日宣传的根据地。文人知识分子如萧干、茅盾、廖?沙、秦牧、夏衍等都在香港生活过一段时期，而当时的香港出版物更支持了大后方的阅读和宣传。不少出版社在当时都大量扩充，而邹韬奋先生领导下的三联书店更在1948年成立。迄至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初，三联书店才迁移到北京为总店。
五十年代初期，因为大陆政治文化的变迁，其后更有“四人帮”极左的干扰，不少自“五四”以来捍卫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如钱穆、唐君毅、徐复观及不少海外学者都以香港为基地，继续他们的教学和创作。近年来他们的著述在大陆先后出版，“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丰富了近年来中国大陆的文化思潮。
踏入九十年代后期，尤其是九八年金融风暴之后，几乎跟其它产业一样，香港出版事业这几年来生活不好过，而且好像有每况愈下的感觉。其中内在、外在因素当然不少，仔细分析如下：
一、香港出版市场由自由经济决定，大陆及台湾市场大、人口多，书籍的出版、发行、零售涌入本港，来者不拒，而香港书籍进入大陆或台湾市场困难重重，自不待言。
二、大陆及台湾九十年代中期都先后成为国际版权协会的成员，此后版权受到一定的保护。香港失去以前的优势。
三、大陆人口十多亿，每年新书品种一万多种，台湾人口二千多万，为香港的三倍，而新书出版亦有七、八千种。香港无论在市场、品种上都不能匹敌。
四、香港无论在工资、运作、物料上都较大陆及台湾昂贵。
五、因为教育改革的关系，香港的教科书出版近年来更遭遇种种困难。主要是竞争剧烈，加上多媒体制作的成本价昂，改版多而生命力短，政策摇摆不定等等。
综合观之，因为内外形势的改变，香港出版业又将会面临一次重大的改变。主要原因是中国大陆出版物无论在内容、质量、规格上都比十年前有很大的突破，而香港不少出版社再不能倚赖细小的市场生存。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以下的几项趋势渐渐形成：
一、寻找新的市场及将原本市场扩大：这几年不少出版社在台湾市场上都有良好的收获，若果跟当地传媒多点配合，出版物的销售会更好一点。美国市场近年来也在扩展中，可惜因为以英语书籍为主，本地出版社以英语出版的不多，增长百分率高但实际销售不大。相反这几年日本市场在萎缩中，对出版大型画册的出版社有一定的影响。
二、合作出版的尝试：因为中、港、台三地物流仍然不顺畅，三地出版社只好共同选题、制作、出版，销量可以十数倍增加，这样可以压低成本。据悉商务印书馆的英语学习书籍及一套学生历史参考书读物都非常成功，中文大学出版社近年来除与国内大学出版社合作外，并跟众多欧美出版社合作出版，让品种更有效地走进国际市场。
三、在科技或工序上压抑成本：以书籍出版而言可以分两部份：(1)将部份工序，例如翻译、打字、输入、校对，甚至制版移到深圳或更北城市，省却成本开支；(2)通过科技制作如dtp(direct
toprint)将部份工序省却。据我所知，出版社由于取向不同，成绩也不一样，主要以出版品种、科技管理能力为依归。
四、电子出版继续推进：年前的dot.com，今日似乎已成为dot.gone了。可是长远而言总有一些出版类别（如信息及庞大数据）适合采用电子出版，年前中文大学合作出版的《四库全绿色∷小说上读书会，推出电子产品。
中国加入世贸已经有一年的光景，据悉国内书籍的零售、批发市场会逐年对外开放，日后对国内出版社的压力不可知晓。香港的出版社应该凭自己对外信息的优势以及在某些项目出版上的优良传统，在大中国以至世界的出版市场驰骋。首先要有广大的视野，才能成功地赢取这次战役。正因为香港市场没有“门坎”，所以我们比较会容易的跳出去，如果你能“跳出去”，你就不怕别人攻进来。归根究底，外面的世界要比里面的大得。
俄罗斯的本土原创市场变得越来越重要，其创作数量也大大超过了翻译市场。
出版市场残酷的经济形势，使得大中型出版商都跻身于畅销书的追逐之列，毕竟这是一个发行量决定生死的市场，而在俄罗斯，平庸的发行量，是带不来任何利润的。由于缺乏自身特有的运作模式，俄罗斯的大型出版商往往照搬国外出版商的图书营销模式。在以前的畅销书中为新书打广告就是其中之一，始作俑者eksomo出版社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把阿迪诺·培雷·勒韦尔（arturoperezreverte）的图书广告放在了畅销书作家亚历山大·玛丽尼娜（alexandremarinina）的侦探小说中。
当然市场也不排除一本书没有采取任何营销措施就成为畅销书的情况出现。不过和从前一样，图书的质量还是畅销的最关键的因素，尽管一本书未必需要多么地完美，但这本书必须具有在特定时刻打动读者、吸引大众注意力的绝对能力，乌利亚·杜勃瓦（iouliadoubova）的《微小之恶》（unmoindremal）就是这样一本书。
此外，随着俄罗斯出版市场的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专业出版商和专业作家，俄罗斯的本土原创市场变得越来越重要，其创作数量也大大超过了翻译市场，即使此前曾经被国外作家长期占领的大众文学领域也不例外。2004年俄罗斯市场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作家，除了巴西的保罗·科埃略（paulocoelho）之外，清一色全部是俄罗斯作家。
尽管如此，翻译作品在俄罗斯出版市场还是不容小觑。2004年共翻译出版了10959种图书，其发行总量为8790万册，英（6984种）法（746种）德（555种）三个语种的图书分列前三位。
在法语中，有个词叫做éditeur（出版人），它将英文中的publisher（出版商）和editor（编辑）这两个不同的词融于一身。"出版人"并非自古有之，直到19世纪才在德国、英国和法国出现了这个新生行业。
如果想要了解一下法国出版业的历史，巴尔扎克的《幻灭》是个绝好的窗口。书中人物道里阿就是以当时最有名的出版商ladvocat为原型，后者出版了很多拉马丁和拜伦的著作。巴尔扎克将出版业的形形色色的角色都展现在了这部小说长卷中：纸商，给出版商提供用纸；印刷商，采用先进机器印刷，相当程度上控制着图书的成本。在这条产品链上，出版人身处中心位置，他阅读作者手稿，与之沟通，商量有关印刷事宜，并负责支付稿费，还要联系纸商、印刷商，将手稿变成图书。其特别之处在于，从19世纪开始，出版人就必须有出版计划，要预测未来市场，了解公众的口味。这跟老式的书商完全不同，他必须在出版过程中体现自己的识见。
1835年，"出版人"这个词条出现在《法兰西学院词典》中，可以说是"出版人"这一体系的正式产生。在1850年－1860年期间，出版制度经历了工业化改革，阿谢特在1864年时一跃成为全世界最大出版商，阿谢特这个老字号于是开始刻写法国出版业历史，并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法国图书出版业。
谈及法国出版业，路易·阿谢特（louishachette）是个绕不过去的关键人物。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被迫离开巴黎高师的学生路易·阿谢特做起了学习资料、教科书的出版生意。1851年，一次伦敦之行让他注意到了车站里的书报亭，他希望能在法国也发展这样的销售机制。
但在车站里，教科书似乎是没什么销路，于是他设立了文学图书部门，"铁路书库"（labibliothèquedescheminsdefer）得以诞生。阿谢特自此不再仅仅是个出版社，而更像一个公司，并采用了高效率的流水线分工体系。作家佐拉曾在阿谢特工作，著名的《妇女乐园》其实就是对这段经验的描述。
步入20世纪后，法国出版业经历了两次合并运动。第一股合并浪潮发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各自吞并了多家出版社之后，出版业形成了阿谢特、伽里玛（gallimard）和西岱出版社（lespressesdelacité）三足鼎立之势。第二股浪潮则发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拉加德尔集团掌握了阿谢特41％的股权，成为其老板。西岱出版社历经数家之手，最后被维旺（vivendi）集团控制，其母公司维旺环球出版公司（vivendiuniversalpublishing）又吞并了larousse，nathan等多家出版社。伽里玛根本无法与此两大巨头竞争，落入了第二梯队。
同属此梯队的还有flammari鄄on，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albinmichel）和塞伊出版社（seuil）。这六家公司一共控制了市场3/4的份额。
老牌出版社历史悠久、享有盛誉，面对时代的变迁，也不得不做出相应的改革。seuil在2004年初与hervédelamartinière合并，开始并行地发展出版系统（seuil出版社）和发行系统（volumen）。
albinmichel似乎也要追随seuil的足迹。伽里玛的家族继承人安东瓦纳·伽里玛（antoineg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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