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尽快逼迫清廷下台，组建中央政府。
否则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孙中山并没有接触过李安生，他直觉的认为，程李系是最大的野心割据团体，***统治的另一种形势的复辟，袁世凯成为了唯一的选择。
本来，早在独立各省代表到汉口开会时，便已决定议和纲要四款：（一）废除清朝政府；（二）建立共和政体；（三）清帝优给岁费；（四）以人道主义待满人。所以对于清皇室的优待，是不成问题的。
当袁世凯对自己地位问题有了保障后，便就清皇帝和皇族优待条件寻求协议，有了这个优待条款，他便可以胁迫清室退位。
而李安生秘密潜伏到东北，来上了这么一出，他已经无法选择，只能逼迫清帝退位，然后拉拢革命党人，成立中央政府，造成即成事实，程李系想要野心割据，就要看全国人民答应不答应。
本来南方革命党人提出的临时政府方案，一致公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宋教仁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孙先生认为责任内阁不是中国鼎革时所宜实行的制度，但宋教仁坚持，孙中山先生终于勉强同意，张继主张推宋教仁为内阁总理，宋教仁坚决不肯接受，并提议推黄兴。
本来各省代表原已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总统制，而现在却要改为内阁总理制，这中间有些难说。
而来自程李系的压力，倒是忽然让革命党人一致的意见统一起来，那就是实行内阁总理制，希望由袁世凯出任大总统，而黄兴或者宋教仁出任总理一职。
当时各省代表多不赞成内阁制，可是给现实所迫，居然难得不再争吵，但是稀罕，也是李安生所没有想到的。
而他更加没有想到的是，同盟会反而因为这个难得的大转折，开始了变相的改组。
同盟会在革命时期一直是个秘密组织，武昌临时政府成立，才决定改为公开组织，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理，黄兴、黎元孙为协理，宋教仁、胡汉民、马君武、刘揆一、平刚、张继、李肇甫、汪兆铭、居正、田桐为干事，实际责任由宋教仁负责。
从这点看来，宋教仁等人的政治能力，还是相当强悍的，与这些人物斗争，李安生唯一能够依靠的，便是强大的军事实力。
东北军入关，便是为了显示强大的军事实力。
虽然只是由吴禄贞与锡良率领三镇兵力入关，但是带来的无形压力却是巨大无比的。
而锡良急着赶往库伦，也是因为俄国肆无忌惮的开始在蒙古活动，想要图谋内外蒙古。
蒙古不能独立，这是在清帝退位，民国成立前李安生最大的目标。
清隆裕太后率同清帝宣统退位，其退位诏书全文如下：
吴禄贞带着新军第六镇与苏凯的第二十八镇迅速的控制了山海关，并且兵锋直指唐山等地，而锡良与张绍曾则与新军第二十镇入驻承德，进一步剑指张家口，准备在东北军进一步入关后，编制入蒙军团，随之准备对俄作战。
东北军的强大压力，终于使得清廷走向倒台，十二月十四日，清帝正式宣布退位。
“朕钦奉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总期人民安堵，海宇又安，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这篇诏书据说是南通状元张謇的手笔，但“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 一笔是袁世凯的左右所增加。
诏书由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绍英、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谭学衡、学务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邮传大臣梁士诒、农工商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副署。
张謇第一时间将内幕用电报的形势派送给了李安生，所以，李安生是知道的最为详细的一人，袁世凯在清帝退位过程中起到了无比积极的作用。
与退位诏书宣布的同一日，袁世凯发表了“真电”表示赞成共和，其原电如下：“…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全国，诸君皆洞鉴时局，必能谅此苦衷。至共和建设重要问题，诸君研究有素，成竹在胸，应如何协商统一组织之法，尚希迅即见教。袁世凯真。”
袁世凯认为他逼迫清帝退位工作已告完成，他已履行了他的诺言，于是他要等南方履行他们的诺言――推他为第一任大总统。
他怕南方食言，所以在退位诏书内加上：“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句话。
这句话其实滑稽非常，好像民国的大总统不是由国民选出来而是由清帝命令的。
清帝退位的待遇很是优厚，这让李安生很是不满，立即在奉天通电予以斥责。
不过照当时革命情势来看，妥协空气甚浓，只希望清室让国，和平息兵，对于一些宽大的优遇，只是表现革命者的恢宏气度，则亦不可厚非。
清帝退位，改朝换代，中华民国正式取代清王朝。
临时政府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到此时为止，唯一的争端，便是在于定都武昌还是定都北京的问题。
让孙中山失望的是，大部分人还是倾向于定都北京，南京程德全的态度不明，武昌并不适合作为首都，这是革命党人天然的劣势。
这也使得孙中山尤为痛恨程李系，痛斥为革命果实的吞吃者，他也不想想，他孙大炮在革命起义中放了多少炮，轰死了多少北洋军？
在革命同志看来，袁世凯虽然不是理想的民国元首，可是他已履行了逼迫清帝退位的工作，革命党人都重然诺，所以只有迁就事实。
如果袁能脱离封建官僚遗毒甚深的北京，加上还有国会的牵制，同时正在起草的《约法》是采取内阁制，有这种种因素，总统便没有什么实权，袁世凯当总统后总不致会太背叛民国的。
这当然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袁世凯是个纯粹讲实力政治的人，三十年政治生涯的起伏，使他相信必需要有实力才能谈政治，他怎肯离开他的老巢――“北方”，怎肯离开他的资本―― “军队”。他心目中既无中华民国，更谈不上国会和《约法》，所以他的私心，根本就未考虑过到武昌去就这空头的大总统。
李安生联名程德全与锡良等人通电全国，希望中央政府能定都北京，同时希望尽快通过约法，实行内阁制。
李安生同时也发出许多密电，对内阁制极力推崇，甚至表示愿意推动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同时，由黄兴或者宋教仁出任总理。
这自然让革命党人消除了疑虑，革命党人能够得到总理的位子，即便在组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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