煌的胜利，他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
王大人是有备而来，专门与东洋人和西洋人较量的，这不是王大人侥幸，而是在充分准备后，以雷霆万钧之势，有意拿东洋人和西洋人来杀鸡儆猴，以警告其它的西洋国家，不要再像以前一样打大清国的歪主意。只是王大人自己发明、制造的大量飞艇，以及不用电报线的无线电报机，就不是他能够望其项背的，他也算是开明的年轻人，知道那里面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世界上最强大的大英帝国，也不得不放下身段，与王大人谈判购买飞艇、无线电和飞艇、无线电台的制造技术，甚至是不惜把面积巨大的西北澳，都拿上了谈判桌，以换取飞艇和无线电台，以及制造技术。
他也知道，什么时候英国人会在中国人面前这样规矩了？也只有在王大人打败了法国人之后，只能是英国人自忖无法对付王大人的飞艇和无线电，才不得不低下了他们那高傲的头颅，与王大人进行谈判。
就是王致鸣没有公开与英国人和德国人的谈判细节，陶菊存也大约知道，这种谈判，一定是王大人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而不会像满清朝廷一样，在西洋人面前始终都处于被动和被宰割的处境，仅此一点就会让他热血沸腾、激动不已。
只是他也不明白，从国内出洋才四、五年的王大人，怎么就会迅速致富、而且是一夜暴富，并拥有了这样一支恐怖的军队呢？
不管怎么说，这样强大的军队，总算是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中，否则，大清国的命运就将再次陷入危机之中。
想通了这些关节的陶大公子，与他父亲不一样的是，他不由自主地蒙生出了为王大人效力的想法。他认为，只有跟着王大人，中国才有希望摆脱西洋列强的欺辱和侵略，中国人，才可能与西洋人真正平等，中国才可能有一个安宁的环境，民众才可能休养生息。
当然，作为一位满清朝廷正二品官员的衙内，一个大清朝的举人士子，要去效力一位只是秀才出身的官员，的确是有些不那么令人舒服的，旧中国的读书人，从来都是不轻易服人的，他们只服从于权力和官位。
这也是当时中国国内大多数读书人的一种普遍心态，原因也就不外乎是自视甚高，更因为传统的等级制观念作祟，毫无疑问地就制约了人的思维和准确的判断，在这些读书人的眼中，王致鸣不外乎就是一名秀才而已，只能算得上是读书人有功名之中的最低一级罢了。
那个时候的读书人，还是有大多数人都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好在王致鸣现在满清官员系统之中，还算得上是位高权重的人物，否则不知道又会有多少读书人腹诽他，甚至是像阿q一样，极其骄傲地不屑于与他为伍？
在中国几千年封建时期中的大多数读书人，是都只看重你的功名等级，以及你的权势大小的，在他们的眼睛里面，也就只剩下这两样玩意儿：
功名，就意味着你有做官的机会！
做官，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发财致富！
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千里做官只为财……
这与后世的民国或天朝的官员们，都拼命地想升官，不少不是官员的人，也都拼命地想争得一个公务员的身份、在争取做官的道理是一样的，其核心也就是为了那黄白之物或红票子、死人头！
国家和民族、或民众与人民的利益，在他们大多数人的眼里，不过是做官与敛财时必需的一种道具，或一件金光闪闪、波澜绚丽的掩饰物、遮羞布而已，在升官发财的根本利益驱动下，不妨把这些所谓的大义，拿来拉大旗作虎皮，以国家或民族、或人民、或民众、或百姓利益的大义名义，来掩饰自己去实现发财或升官的理想、或奋斗目标。
这些就是在中国历代社会各个阶段中，都是极其合理、又甚至是合法，或约定俗成的一种官场游戏的基本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