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叶后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乾隆末年随着统治机构的日益庞大，以及阶级斗争的激化，州县差役（大部分为“逾额官役”）剧增，四川达州竟有五千人之多，湖北当阳县也达到一千六百人[40]。齐林作为襄阳这种“繁剧”州县的总差役，因而所掌握的有关人员最少也在千人以上。他的这种地位和实力，有利于秘密开展传教收徒活动，所以终于成为收元教内拥有最多教徒，实力最强的教首。有的记载说：“（齐）林遂为襄郧总教，号大师父。”[41]这个说法并不确切，因为齐林之上终究还有宋之清，但也可看出齐林在教内的声势了。
六省教案中收元教遭到严重破坏，宋之清遇难，他的第一代弟子也几乎全部牺牲，由于齐林的门徒众多，所以各地的幸存者不在少数。姚之富等人承担了恢复湖北地区的组织及准备起义的重任，其后成为襄阳黄号的领袖和骨干。为表达对齐林的怀念与尊重，他们在起义后推举“师娘”王聪儿做总教师，称这支部队为齐家营。（襄阳县志）所载：“嘉庆元年三月……姚之富称『乱』于黄龙『荡』（按，应为夹河洲），立王氏为总教师”[42]，就是此事。估计襄阳白号和蓝号对此也不会有反对意见，因为拥戴王聪儿的姚之富很有威信，而且王聪儿虽不是他们的“师娘”，在教内的辈数终究很高（因是齐林之妻，辈数仅次于王廷诏、李全等个别老教首），何况有了总教师，也并不妨碍他们的独立行动。
有必要对总教师这一名称，作如下说明：
“教师”的称号在白莲教及川楚陕起义军总并不经常使用，在某些情况下，它也只是个荣誉职衔。如四川达州青号西路先锋张书汉，因与徐添德发生矛盾而率领部下独立活动，被人们称为元帅。张书汉说：“因我与徐天德是亲家，就称我为老教师。”[43]王聪儿是齐林之妻，因而被襄阳黄号加以总教师的尊称，也是可以理解的。
总教师可能是总传教师或传教总师的简称。如川东奉节线号起义军领袖龚文玉，“在夔州一路为传教总师”[44]，似乎就是总教师的同义语。
龚文玉是奉节（夔州）地区拥有众多门徒的教首，实力雄厚，被称为“传教总师”，名实相符。王聪儿门徒不多（详见下文），被称为“总教师”，显然属于虚衔，并不是她真的就拥有这种地位和权力。
又如天理教的领袖林清，也是总教师，他是该教的一位重要创始者，因而拥有实权，“总教师所传号令为大令”，而元帅“所传为小令”。这是和王聪儿的不同之处。
总之，大起义初期阶段，襄阳起义军的主要领导者是姚、张、王、李四个老教首。他们在全然缺乏军事实践的状况下，直接或间接领导从未经过战阵的被压迫者，在与敌人正规军的搏斗中，不断从胜利和失败中总结经验，迅速提高军事指挥能力，在某些方面避免重蹈湖北地区其他起义者失败的覆辙，取得一系列重要胜利，给与敌人以沉重打击。襄阳起义军所以能成为川楚陕起义军的主力部队，对当时的反清斗争作出重要贡献，除去广大将士们的奋战外，这四个老教首的领导也起了很大作用。不过，他们在斗争中也犯了不少错误，导致起义部队实力的削弱，加以客观上的一些原因，终于被迫向四川转移。
王聪儿虽然也在战火中迅速成长，不断展现其指挥才能，作出不少贡献，终于在嘉庆二年上半年起义军向四川转移途中，进入姚、张、王、李四个老教首的行列，成为襄阳起义军的重要领袖。清统治者所以在起义军进入四川前后开始注意王聪儿，正是这一情况的反映。尤其是统治者由于注意王聪儿，必然会探听到她是襄阳起义军的总教师，因而也就将她作为这支队伍甚至川楚陕起义军的“首逆”了，因为他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始终是将襄阳起义军作为整个起义军的代表者来看待的。
王聪儿成为襄阳起义军的重要领袖后，在襄阳黄号中的实际地位，也还在姚之富之下，因为黄号成员主要是姚的门徒。她和姚、张、王、李相同，都没有直接指挥襄阳起义军全体部队的权力，因为它实际上只是个相当松弛的联盟。她也没有超过姚、张、王、李四个老教首，成为襄阳起义军的统帅，而只是其中平等的一员。
有的论著认为，王聪儿还在组织、发动大起义时，已表现出“惊人的智慧和才能”。“年仅二十岁”的王聪儿在起义后就成为“智勇双全”、“叱咤风云”的“卓越的女统帅”，等等。这些既缺乏史实根据，也与人们才能的成为过程不相符合。陈玉成在咸丰六年（1856年）天京事变后，成为太平天国卓越的将领时，年龄也在二十岁上下。但是他当时已经历了金田起义后长达六年的戎马生涯，饱经战火的锻炼与考验。王聪儿曾在各地走解卖艺，固然增长阅历，开阔眼界，养成坚强斗争精神，但这并不等于掌握了军事指挥才能，而掌握它却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所以上述说法未免过于夸张了。
二
襄阳起义军在嘉庆二年初，从湖北经河南、陕西，向四川作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同年六月，在四川东乡与徐天德、王三槐两支起义军相会合。这就是著名的东乡会师。
王三槐叛变投敌后，曾就会师的情况说：“从前齐王氏、姚之富也是逃命到四川的。他们曾差人来说要合伙，我们还恐怕是官兵假充，设计诱我们的。我们也差人去探听，与之对话。后来大家商量，我们四川地方不犯着叫他们湖北人来糟蹋，不肯与之合伙，所以他们又回陕西去了。”[45]
有的论著仅仅根据这一点就作出结论说，王聪儿作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在东乡会师期间，曾与王三槐的分裂主义路线展开激烈的斗争，粉碎了他的阴谋，等等。
持上述观点的同志，对王三槐的供词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这一供词明白无误地说，不愿与襄阳起义军合作，是经过“大家商量”的，怎么能解释成王三槐个人的建议和决定呢？而王三槐等大家“不肯与之合伙”，王聪儿等就“回陕西去了”，又怎么解释王聪儿和王三槐进行了激烈的路线斗争呢？
其次，王三槐供词的其他部分却又说，嘉庆二年六月，“小的同徐添德们逃到东乡中河，遇着湖北的齐王氏、姚之富、樊人杰、王光祖们又陕西过来，就同他们从开县温汤井一路，到云阳、奉节、大宁。因官兵来追，小的又同徐添德、冷添禄、樊人杰、王光祖们转回温汤井，由太平到了巴州地方。”[46]
据此，人们可以得出与前者完全相反的结论，即东乡会师后，两省起义军曾联合抗敌，而且襄阳黄号的重要领袖樊人杰、王光祖等还留下来，继续和四川起义军并肩作战。综合各方面的记载来看，实际情况也恰恰是这样。
所以有必要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分析王三槐的有关供词，辨别其真伪，得出一定的结论。
襄阳起义军向四川转移，是因嘉庆元年秋，湖北其他各支起义军除去林之华、覃加耀所部还在鄂西苦战外，都已陆续失败。而湘黔苗民大起义也进入尾声，使清军得以集中优势兵力，向襄阳起义军进攻。战况日益激烈，双方都遭到重大损失。前述姚之富等人一再派遣教徒，秘密返回襄阳等地，就是为了动员教徒等参加起义队伍，以扭转急遽减员的局面。但因统治者的严密封锁，这个计划基本失败了。而起义军在战略上的一些错误，也是造成作战失利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徐天德、王三槐所部却在嘉庆元年末，一举攻克东乡县城，声威大振，队伍迅速扩大，斗争形势不断发展。
对于这种情况，襄阳起义军成员追述道：“到了二年三月间，众人见湖北、河南都反不成，听见四川反的人多，我们的人少，想要过四川去会同教的人。”[47]另一成员也说：“四川的人很多，地势险要。”[48]此外，收元教早在乾隆末年酝酿起义时，就已有进军四川的设想。川东云阳教首高名贵在嘉庆二年闰六月被俘后说，齐林的再传弟子樊学鸣，在乾隆五十八年曾吩咐过他：“轻易不要动手，只等他的教内人到来才可起事。”[49]可见襄阳起义军入川，既是迫于形势，也是起义前的原定计划。
不料嘉庆二年五月襄阳起义军进入四川前后，当地斗争形势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徐天德、王三槐所部在此期间没有采取分散作战的方针，而是先后在金鹅寺、重石子、香炉坪等据点，与不断获得增援（包括镇压湘黔苗民起义后的回川队伍）的敌人展开激烈的攻防战，因而连战失利，损失严重，老师傅孙士凤牺牲，将领亢作俸及徐天德的母亲、王三槐的母亲、妻子和女儿也被敌人俘获。“徐添德、王三槐等，节经官兵追杀，只剩一千余人……因到处多有兵勇堵截，并不能逃出东乡县界。”[50]襄阳蓝号著名领袖张世虎事后也说：“徐添德、冷添禄、王三槐们，已被官兵杀散了。”[51]同时，四川起义军的另外两支主力罗其清、冉文俦部，也被敌人围困在巴州方山坪一带，无法来援。可以想象，徐天德等起义军将士该是多么盼望襄阳起义军的来临。
东乡会师后襄阳起义军所以又匆匆离去，情况比较复杂。其中一个原因是王聪儿等刚刚入川，清统治者就已拟订出集中兵力，“聚歼”楚川起义军于川东北地区的计划。颙琰指出：“今（襄阳起义军）全伙逃至川境，即令与……徐添德、王三槐合成一伙，正是天夺其魄，自投陷阱。从来贼匪利分不利合，官兵宜合不宜分……大兵云集，四面功围，更可克期集事。是现在贼匪渡江入川，思欲合为一处，未始非不幸中之幸事。”[52]
当时尾追襄阳起义军的清军惠龄等部，及围攻徐、王、罗、冉起义军的宜绵所部，总兵力已达四万人以上，还有大量乡勇。起义军的兵力，据清军将领估计：“徐添德等余党，现在不过千余（按：估计过低），而楚匪人数，实不下二万有余（按：襄阳起义军转移途中，大批教徒参加队伍）。”[53]如将罗其清、冉文俦、龙绍周等部计算在内，估计也只有三万余人，其中还包括不少随军家属。在兵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东乡会师后，起义军必须迅速转移，以免陷入清军正在形成的包围圈。
东乡会师在嘉庆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次日两省起义军与清军展开激战，当晚就向川东的开县、云阳、奉节一带转移，显示出襄阳起义军从这里返回湖北的迹象。而统治者获得的情报，就直接证明了这一点，“开县之临江市，其地为水路冲途，屡获贼犯，俱供贼目等欲仍回湖北滋扰。”[54]
王聪儿等所以取道川东返回湖北，徐天德、王三槐部也向此地转移，是因开、万、云、奉等地的收元教徒力量比较雄厚；这些教徒准备发动一连串的起义，以迎接他们的到来。统治者指出，东乡会师后，起义军“都说陕西、四川交界地方，今年八九月里还有起事之人”[55]。这反映两省起义军已和川东的教徒取得联系，所以才传出“还有起事之人”的消息。所谓“川陕交界”，只不过是有意『迷』『惑』敌人罢了，因为此后这一带并没有出现武装起义的情况。
川东各地收元教徒起义后，组成著名的云阳月蓝号及奉节线号等部队。还有不少起义者，分别加入襄阳起义军及徐天德等部，壮大了他们的力量。
襄阳起义军向鄂西进军后，留下部分战士，由李全、樊人杰、王光祖率领，援助徐天德、王三槐所部。其主力则以襄阳黄号为前队，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终于冲破敌人的层层阻击，由巫山进入鄂西巴东、归州地区，并向襄阳进军，准备回乡。这一动向使湖北的大小统治者及地主士绅措手不及，狼狈不堪。
由于襄阳起义军重返湖北，以及川东教徒的纷纷起义，使得清军的兵力由集中转向分散，于是获得襄阳起义军及川东起义军的援助而迅速恢复实力的徐天德、王三槐所部，乘机回师川东北，协同罗其清、冉文俦部，占领巴州、通江等一系列城镇，控制川东北大片地区。被压迫者纷纷加入起义队伍，在四川战场上出现了新的斗争高『潮』。
由此可见，襄阳起义军重返湖北，并不是因四川起义军反对进行合作，而是根据形势变化作出的一种决策。
总之，当襄阳起义军来到东乡，对处于困境的徐天德、王三槐部给以及时援助，并决定回师湖北的情况下，四川起义军内反对与襄阳起义军合作的那部分人，显然不敢明确提出他们的主张。因为这既是无的放矢，更是忘恩负义，必然会遭到四川起义军绝大部分将士的斥责，使自己陷于被动、孤立的地位。
问题到此并未结束。嘉庆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即王三槐被四川清军总统勒保诱擒、变节的前夕，一条上谕说：“前闻陕匪窜入川境后，川匪以伊等桑梓地方，不容他省教匪前来扰害，是以齐王氏、姚之富、高均德等仍由川折回陕省，而刘成栋亦由川东窜回湖北。”[56]
按，襄阳起义军嘉庆二年五月第一次由陕入川后，重返湖北，并没有折回陕西。同年十一月，这支队伍再次由陕西大举进入川北，但是很快又回到陕西，只有少部分人经川东来到湖北。所以上谕所指，显然是姚之富等的第二次入川。
襄阳起义军二次入川前曾长期在陕西汉水南岸活动，寻找北渡汉水的时机。对此，清统治者除去严密封锁汉水外，还集中兵力，企图“聚歼”起义军于汉南地区。
襄阳起义军再次由陕入川，目的在于吸引清军主力明亮、德楞泰部南下，以便出敌不意，大踏步北上，抢渡汉水。清军果然中计，于是高均德部首先赶回汉南，十二月下旬北渡汉水。当明亮等部仓皇北追时，王聪儿、姚之富所部也乘机抵达汉水北岸地区。张汉朝、刘成栋部则“由巫山县……至巴东罗溪坝地方……共领一万二三千人，欲从归州、兴山一带……往河南、陕西等处”[57]。
可见襄阳起义军再度由陕入川，随即折回一举，并不是因四川起义军拒绝他们入川的缘故。
襄阳起义军二次入川，仅仅到达川北，当时徐天德、王三槐所部远在重庆附近的长寿、涪州、垫江、大竹一带活动；罗其清、冉文俦部则与清军激战在仪陇、营山、渠县地区，所以两省起义军很难进行联系。史料记载，十二月初，姚、王、高等人听到冉文俦来到广元县百丈关活动的消息，于是立即前往，希望“会上冉文俦一股，可以抵敌官兵，一面攻打广元，一面由栈道回陕”，其后冉文俦部已经转移，而“未能赶上”[58]。这就可以看出，四川起义军没有提出过“不容前来扰害”的问题，两省起义军并无芥蒂，否则就很难理解姚之富等人盼望会合冉文俦的迫切心情了。
那么，前面所引的上谕又如何解释呢？其来由可能如下：
四川起义军领袖们讨论与襄阳起义军合作问题时，反对的意见在四川起义军中散播，清军将领如勒保之流，通过谍报人员的刺探，或被俘人员的供述，而获悉这种流言。于是以此解释姚之富等二次入川又立即折回的原因，并作为两省起义军存在严重分歧的重要证据，上报清王朝。
嘉庆四年正月以前和珅用事阶段，清军统兵大员与和珅相勾结，掩饰败绩，谎报军情，以及为迎合太上皇弘历迅速平“『乱』”的心理，夸大、歪曲甚至捏造事实之风很盛，因而勒保等伪造情报，亦属情理中事。
果然，弘历对此十分重视，立即在六月二十九日的上谕中，命令勒保等在两省起义军中“设计离间，俾其内溃……务须相机妥办，毋得坐失机宜”[59]，等等。
不久，王三槐就被勒保诱擒，随即叛变。勒保及其幕僚们，在审讯过程中可能透『露』了上谕的内容。叛徒王三槐迎合敌人的需要，供词中捏造出上述情节，以进一步证实两省起义军的分歧由来已久，并非二次入川时才发生。至于王三槐的供词所以将王聪儿第一次入川后重返湖北一事，竟然讲成“他们又回陕西去了”，这说明他确实受到暗示，也反映这个叛徒为了迎合主子的需要，毫不掩饰地编造谎言，以致『露』出了马脚，而审讯者也没有看出这个破绽。
从王三槐的供词可以看出，四川起义军内部存在着反对与襄阳起义军联合抗敌的人。不过他们只是极少数，而且他们的主张必然遭到绝大多数成员的反对，没有在实际斗争中造成什么危害。两省起义军的合作日益密切，共同战斗到最后一刻，这个历史事实就是最有力的说明。
通过上述各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王三槐的有关四川起义军拒绝与襄阳起义军合作的供词与事实不符，属于虚构。即使能够证明王三槐是反对联合的极少数人的一个，也不能得出结论说：王聪儿在东乡会师期间，与王三槐进行了一场围绕团结还是分裂的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
最后一个问题是东乡会师期间，王聪儿是否被推举为两省起义军的军事总指挥，即“八路兵马总指挥”，甚至成为全体起义军的“总领袖”，即最高领袖。
有些论著认为，东乡会师是一次盛大的集会，两省的各支起义军集中在一起，达十余万人，联营三十里，声势浩大。在这种大好形势下，起义军进行了整编，推举王聪儿为军事总指挥，等等。这种说法与事实有很大出入。
人们往往以两省起义军会师后，“分屯土黄坝至五保顶，延长三十余里”[60]的情况，说明他们人数众多，并得出当时形势大大有利于起义者的结论。
其实，起义军扎营时延长几十里一事，在统治者的记载中多次出现，有的还明确反映出扎营的里数并不与起义军人数成正比的这个事实。如襄阳黄号重返湖北后，“合为大队，移屯归州之白马滩……等处，连续二十余里，均距州治甚近，人数不过万余。”[61]又如冉文俦、高均德等部在四川“大神山屯踞……各股匪众二万余人，互相结寨，绵亘五六十里。”[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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