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实征原税额的80％。至于乌白艚船，其税则与二等船同。
西洋船实指欧洲诸国商船，分为三等，原来征收的税额比东洋船高得多。计一等船征钞银3500两，二等船3000两，三等船征2500两。但至康熙三十七年均改照东洋船税则征收。
对外国商船征收船钞，总的说来税额是很低的。一千多两银子看起来不少，可对比全船货银的价值，怕是百分之一都不值。可是在梁纲看来依旧是匪夷所思。
怎么会有看来船大小吨位而征收银两的呢？所以在上海港，梁纲直接废除了这一规定。
除此外还废除的就是“规礼”和“杂费”。
“规礼”和“杂费”，其实就是海关内部人员的好处费和贿赂。《新柱等奏各关口规礼名色请删改载于则例内摺》呈云：“检阅粤海关则例，内开：外洋番船进口，自官礼银起，至书吏、家人、通事、头役止，其规礼－－火足、开舱、押船、丈量、贴写、小包等名色，共三十条。又放关出口，书吏、家人等验舱、放关、领牌、押船、贴写、小包等名色，共三十八条。头绪芬如，实属冗杂等。查直省各关，从无规礼名色载入则例，独粤海关存此名者，因从前此等陋规皆系官吏私收入己。自雍正四年起，管关巡抚及监督等节年奏报归公，遂同正税刊入例册，循行已久。自当仍旧征收。但存此规礼名色，在口人役难免无藉端需索情弊。”
那是真正的勒索受贿，鸡犬都有份。比如丈量洋船收火足雇船银三十二两；
官礼银六百两（法兰西加一百两，苏喇减一百两）；
通事礼银一百两；
管事家人丈量开舱礼银四十八两，小包四两；
库房规礼银一百二十两，贴写十两，小包四两；
包房规礼银一百一十二两，掌按贴写四两，小包二两八钱（内八钱掌按小包）；
这是中国官场的老传统，那些官员眼里，商人的钱是牟取而来的，不敲白不敲；而外国人的钱，则是不要白不要，反正他是来咱们国家做生意，咱不求他，他要求咱。他给了，让他做生意；他不给，请他回老家，他不合算，再敲他千两万两，他也会给。所以官僚吏员们连带他们的七大姑八小姨统统进入进出口贸易，以管理权限之大小分层次、分范围的垄断市场、敲榨勒索。
各种杂七杂八的‘规矩’下来，每艘洋船至少要交出两千两明面上的银子来。在中国官场的这种‘惯例’、‘习俗’的笼罩中，西方资本主义的降低成本，争取利益最大化的理论与实践根本毫无立足之地的。而面对这种已经成为惯例、习俗的所谓“规礼”，西方资本主义商人也只有无可奈何。难道他们还能再打道回府？
梁纲的上海港把这些陋习全都扫落了一边，而且满清规定，外洋商人必须同十三行之人才可以进行商贸，不可上岸与大小商户随意贸易。可以说整个中外商贸就归十三行所垄断。
梁纲也把这条规矩给作废了，上海港中，中外商人商户随意接触，只要你有能耐，外国商人从上海出发，称作中国船马走水陆路跑去皖东订货也没人管你。
不自夸的说，梁纲这样几下动作，可以说是让外商承袭了极大的好处，也极大地方便了自由商贸。
单是这些改变，美国人、丹麦人、瑞典人都发自内心的为梁纲欢呼。可是欢呼过后就一阵阵的悲呼，梁纲的税收的太重了，至少比起之前的满清海关来收的重的太多了。
满清海关，每艘洋船的货物只加收百分之六的附加税，这个税收无论是在梁纲看来，还是放到此时的欧美地区都是低的太多了。康熙四十七年这个政策出台，洋人大班们虽然显得非常不满，可也没见他们哪一个真正的退出过。
梁纲就是把这个进口税收提升到百分之二十去。与现今这个时代的欧洲各国，对茶叶百分之七八十甚至是百分之百的进口税收相比，百分之二十的税已经低的不能再低了。非是上海港刚刚起步，梁纲都想再往上提一提的。
历史上满清雍正年间曾出了一个杨文乾，搞出了一个‘番银加一征收’来。也就是把进口税提升到百分之十，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海关来说，把进口税提升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可是坏就坏在杨文乾番银加一征收，这百分之十的税也适用在了外洋船上带来的所有银元上。
在中国洋货常常滞销，外商为购买深受欧洲人喜爱的中国丝茶瓷，迫不得已运银币来中国，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不少欧洲国家，严令禁止银币外流，他们只能将本国货物运到西班牙及其属地销售，换成双柱番银或老鹰番银，历经曲折艰辛来到中国。用于购物的银币被征百十税，好比剜外商的心头肉，他们能不伤心肉痛吗？
向外商的钱币征收百十税，这在整个世界海关史上都是空前绝后。对洋人大班来说，这是中国官府对外洋船赤裸裸的巧取豪夺，却是他们忍无可忍却只能再忍。谁让中国完全掌握这场贸易的主导地位呢？
杨文乾在广州海关好几个动作，配合着上头的雍正皇帝断了广州官吏上上下下所有的财路。还有十三行的商户。行商与外商利益休戚相关，外商来广东损失了银子，就只好压行商的价，弄得行商赚取的盈利大幅缩水，甚至无利可图。行商能不恨杨文乾？
被洋人大班们和广州上下官吏、商户一样恨之入骨的杨文乾没几年就暴毙而亡，百十税也在雍正帝驾崩，乾隆登基即位后下诏废止。
梁纲得知这一段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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