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是陈诗都到了场。
头疼啊，手头能用的人真是没几个。而且日后浙江、福建还要建省，主官更是一个都没见。
拿到了手中却吃不下肚，这比拿不到手更难受！
陈诗、王邵谊等人相顾无言。梁纲订下的历法太严，那些被拿下的满清官员，只要贪污受贿的就一律不饶，这样的规定使得红巾军一路走下来投效的清廷官员数量极少。
而如果说县一级的政府还可以用县衙的那些胥吏来顶事，只要县长、警察局长加之法院、***等位置上按上自己的人就可以，但是府一级的呢？府上面更上一层的省一级呢？
别看王邵谊、陈明堂现在在红巾军政府中位高权重，可要是让他们二人下到省里，还真不一定能玩得转。
中央部门和地方部门，里面的道道还是很有区别的。可是再是没人，梁纲也总不能不在浙江和福建设立省一级政府吧？
“将军，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一味求取清廉，虽可得信百姓，但我军缺官之局却永无可破之日，除非能鼎立天下，再开科考。
但眼下甚无此可能！
将军沿路，收押官员，凡有贪污者必斩不饶。此举终是过于严厉，结怨满清官员事小，避害仕文人心却是大。
昔日曹操招贤令尚言：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如今将军局势尚不如曹操，何求太过苛刻于官场？
将军与清廷本是两分，昔在彼处为贪，只要不怵目惊心，丧尽天良，将军尽可招为己用。只需在将军治下清廉即可。
古人常言：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官员也不外如此！且不闻，隋唐裴矩者呼！？”
裴矩，在隋而佞在唐而忠。隋炀帝爱听奉承话，裴矩就千方百计地溜须拍马，舔得杨广痒酥酥的，忘乎所以，就信口开河夸他几句：“大识朕意……非奉国尽心，孰能若是。”主昏臣佞，这是当然的。可是他降顺了唐朝以后，伶俐的发现唐太宗和隋炀帝不是一路人，唐太宗早年为了帝位巩固，善纳人言，“导之使谏”，裴矩就看准了风向，发挥了他的天才，摇身一变，成了常常“犯颜直谏”的诤臣。同样受到唐太宗的夸奖：裴矩这样干下去，国家“何忧不治”！又博得一个“能臣”的荣显。
陈诗拿出这个‘人才’来作比喻，当然有所指了。
梁纲沉思了半响不说话，陈诗的意思他明白，可是贪污……现在的满清官场已经跟后世的官场政府一个样，都是贪污成风，受贿成习。不严厉镇压，现在放开一个口子真的就能行吗？
“将军治下，行高薪养廉之策，且官场职权特殊，惩处森严，任是他们想要接着贪污，心理面也该要思量思量的。”陈诗退出官场就是因为看不惯官场贪污成风的风气，但是他对于梁纲一味严酷镇压贪污心里面却还多少有些不以为然。梁纲镇压的再严酷，能有六十两剥皮填草的朱元璋厉害吗？老朱不还是没杜绝贪污之风吗？
虽然满清与前明时期贪污成风的原因大不相同，前者是上层堕落，后者是朱元璋想让马跑还不给马吃草。但是眼下红巾军高薪养廉，去除了满清的养廉银子，使得各级官员的真实收入还要少于满清，可是现在的红巾军官员不用再去请什么师爷、幕僚了，那一切都归纳入了政府体系，去掉了这个大块开支，两者间的收入也就大体相同了。
如此一来，对贪污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反倒是上位者的态度。就好比雍正时期和乾隆时期，为什么好好地官场到了后者时期就越发的贪污成风了？还不是因为乾隆的纵容。
如今梁纲已经用血淋淋的事实表明了自己对贪污的态度，聪明人就不会再在这各点上栽跟头。梁纲如果真的纳下了那些满清官员，而不是杀头，那么陈诗几敢保证——清廉者，肯定占绝大多数。
而对于官场，对于风气来说，这个‘绝大多数’就已经足够了！
“唉……”梁纲叹了口气，还是要妥协啊。
“陈先生之言，我听下了。”招手向王邵谊一示意，“你去拟写一道文书，照陈先生之意而写。然后交给我过目。”
就但愿这道文书张贴出去后能迅速给我带来一批官员吧！梁纲心中暗叹！
***：满清由于薪俸偏低，自雍正起火耗归公，出现养廉银，至乾隆是时又有补充调整，实际成为一种附加的俸禄，数额大大高于正俸。
据《大清会典》中所载地方官员养廉银一般为：总督13000－20000两，巡抚10000－15000两，布政使5000－9000两，按察使3000－8444两，道员1500－6000两，知府800－4000两，知州500－2000两，知县400－2000两。另如河道总督6000两（其中北河总督系直隶总督兼领，支银1000两），管河道员2000－4000两，漕运总督9520两，盐运使2000－5000两，盐法道2000－4240两。佐贰官也均有，但数目与正印官相差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