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子军是没一个耐烦这一家的。
好一会儿，才有一个门房开门出来，正是那老宅的官家鲍家福。鲍家福脸上堆满了笑，问道：“各位小爷，不知道上门有什么事呀？”
刘成山脸上挂着冷笑，直说道：“找你家老爷。”
“我家老爷不在。”鲍家福初一看是一群小子，心里轻松了点，可现在听到刘成山直问自家老爷，这心就有提了上来，脸上虽然还依旧堆着一脸的笑。
“你家老爷不在没关系，只要金银财宝在就行。”一挥手，刘成山等一群童子军哄堂大笑的同时，举枪拨开了鲍家福就往大院里拥去。
鲍家福一见拦不住，在门口外急的是直跺脚。他被‘金银财宝’这四个字给刺激坏了。
几十个童子军站在鲍家大院子里大呼小叫：“叫你们当家的出来！”“叫你家管事的出来，再不出来我们可就不客气了！”
半天没有动静。
后院的一间阁楼上。年纪小小的鲍均一脸惊怕之色的躲在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怀中。鲍家福从小门一路急跑的上了阁楼，见到鲍家大夫人的时候气都喘不过来了。
将前面的情况说一番，鲍家福急问大夫人该如何办？虽然红巾军没有直接派人来抄家，只过来了一群小子。可要是应付不好眼前的这群小子，那过来的可就是大人了，鲍家可就要遭大难了。
听到是一群童子军，鲍家大夫人心里也是松了一口气，至少这表明红巾军的态度了，没有掘断鲍家根的意思。“要钱给钱，要银子给银子，一定要让他们满意。”
轰轰烈烈的‘积钱’运动不是只在棠樾村鲍家一家展开，整个歙县都是如此。那些个富豪之家每一个都是榜上有名，而非是如鲍家这样的多行善事的主儿或是身为满清官宦之家的，那可就是直接赤裸裸的抄家了。
有清一朝，一百一十二科殿试中，合计产生三鼎甲（即状元、榜眼、探花）三百四十二名，这些人的省籍分布是：江苏最多，一百一十七名，；浙江第二，七十五名；安徽第三，二十一名，却绝大部分都属于徽州。
以休宁县为例，自黄轩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科中状元之后，四年后的吴锡龄也中了乾隆四十年乙未科的状元，加之中间歙县乾隆三十七年壬辰科的状元金榜，徽州三连殿魁，文风鼎盛响彻全国。其境内官宦之家之多，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经商做官向来都是讲究‘官商勾结’的。
徽商势力强盛，徽商推崇儒化，重视功名仕进就成了他们几百年的老传统，这也为境内士子的科场角逐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在徽州境内，或本人拥有煌煌官衔，或父官子商或子官父商，或先做官后经商或先经商后做官的，或终身一介布衣，但与名门显宦交往密切的，都是极平常的事情。
商人与官僚结合目的就在于为受国家的保护和获得种种商业上的特权，特别是盐商。
徽商崛起的基础就是盐业。而盐业历代都是由王朝官府控制的，只有经过官方特许的商人才能从事光明正大的盐业经营买卖。徽州的缙绅巨族之所以能“业鹾于淮南北”，靠的就是官商互相结托的结果。
乾隆末年时候，由于徽商长期经商盐业，基本上已经统揽了两淮盐政。在两淮的八名“总商”中，徽州人就占据了四席。总商是盐业界与满清官府打交道的代表，同时也是盐商内部的调解人与管事人，职务之显要，无须言表。
所谓：“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歙之业鹾于淮南北者，多缙绅巨族，其以急公议叙入仕者固多，而读书登第、入词垣跻仕者，更未易卜数。且名贤才士，往往出于其间，则固商而兼士矣。”就是说，商人及其子弟要取得官衔，一方面是靠“急公议叙”，即“捐纳”。
是时，每逢遇到自然灾害或朝廷需要大量经费之际，商人都纷纷解囊，捐资助赈，比如之前说的鲍漱芳，这实际上就是在向朝廷买官。他们这些商人只图荣衔，一般不求实职，目的是为了在取得虚职空衔后，在经营上、社会地位上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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