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中国只有藏富于民才能保持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使得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6和11.5，超过计划规定的目标；实施计划的第七年，便实现了国民收入增长1倍。
人均国民收入按市场价格计算，从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92美元；10年间实际工资平均增长83。1970年该计划完成之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
而现在中国走的道路，虽然不能说不好，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却是一种很难自我纠正的经济形态，国家将大批的财富倾斜到某些部门或者集团内部，然后任凭这种人为形成的鸿沟越拉越大，却无意制止，甚至推波助澜，让剥削越来越严重，失去了基本的公平正义，这无疑是极其危险的。
一个不讲究公平正义、资本剥削无度的经济和社会，最终必然陷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直至最后的灭亡。这句话是马克思的著名论断，不要以为马克思的观点过时了，马克思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一个不讲究分配公平的社会，最终必然导致持续消费能力的萎缩，同时生产却在无限扩张，这就形成马克思所谓的生产相对过剩，生产相对过剩就导致经济危机：大量的产品卖不出去，工厂一批一批倒闭。
反观目前的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没再爆发经济危机了，是马克思错了吗？不是，是这些国家变了，他们用公平正义的分配解决了马克思指出的矛盾，以张岩看来，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社会主义化了。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又经过了几十年的反复探索之后，西方国家部分的赤化了。
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工人具有强大的力量与资本抗衡，他们有强势工会，有政府的最低工资法撑腰，有法律赋予和保障的罢工等权利，工人对争取工资的力量如此巨大以至于导致了经济学中说的“工资刚性”----工资只能升不能降。
而现在中国的问题在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部分地方政府官员把这一条执行成了一切以资本为中心，全心全意为资本服务，极端情况下，导致官僚资本的再生。
在市场和经济活动中，工人相对于工厂主是天然的弱势者，只要政府不以强势帮助工人，工人就如同任由宰割的羔羊，资本剥削就会毫无节制，这就如同马克思所生活的那个时代那样，工人的处境到了悲惨的地步。由于工人与资本家的力量悬殊，所以即便政府对资本和劳工采取中立态度，其实也是对资本剥削的放纵和鼓励，更不用说政府协助资本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