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的凯纱琳服装店成为当时名演员潘红等人的常驻地。
也在同一年，天常县李文民东挪西借，凑了2000元钱，在家中偷偷地办了个卫生香加工厂，一家人起早贪黑，辛勤劳作，然后再将卫生香偷偷地销售出去。到了1979年年底，父子两一拨算盘，年产值近70000元，纯收入20000元！1980年，父子俩在该县副县长的鼓励和撑腰前往外地考察后，筹集资金，扩大生产规模，又办起了砖瓦厂和汽车配件厂，与此同时，又操起贩运粮食和家禽的生意，家庭经济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而光州小岚公社在1980年6月召开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很明确地提出小岚公社要坚定不移地走农工商综合发展的道路，尽快地使农民富裕起来。到1981年末，小岚公社的“万元户”增加到1800多户。
正应了那句老话，“人怕出名猪怕壮。”82年前，谁也不敢露富，这些人都只是在下面偷偷致富，没人敢承认他们年收入过万。即便是被报道采访的人，也遮遮掩掩不敢向世人公布他的实际收入。
直到1982年，上津嘉锭的一位农民陆容根公开宣称：“我承包养鸡，去年收入超过一万五。成为上津郊区第一个主动亮相的“万元户”。
当“万元户”正大光明地浮出水面，掀起国人致富潮流的时候，却也引起红眼病。在胡北方县有个靠承包集体果园致富的农户，在两年内不仅大队干部以各种名义上门吃喝，连各种会议、上级来人、大队放电影、演戏等等都要他家管饭。这些人大都吃完嘴一抹，不给钱也不给粮。搞得这户社员叫苦不迭，表示不愿意再承包果园了。
为此，1983年1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先富的苦恼：干部揩油群众眼红》，文章指出：“红眼病”是长期形成的“越穷越革命”的“左”的思潮和绝对平均主义在农村的表现。群众说，“红眼病”不治，致富积极性调动不起来，致富的门路就打不开。
当然，“红眼病”也只是个别现象，并不代表普遍性。正如陈浩知道的光州小岚公社的领导干部不但不眼红社员们致富，相反还会带着猪头去为他们的庆祝。
陈浩也明白大伯的担忧，像他们这一代人总是担心政策的改变。所以一边想致富，一边又怕被整治。
“那，就，照实了报？”
听到陈浩的回答，陈景玉说这句话时感到心里非常轻松，疑问的语气里带有诙谐。说完和陈浩两人相视一笑，当下不再提这个话题。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历来是国内的国情，陈家村往年往上面报数据时都有所保留，他不知道藏富于民的道理，却知道每年作出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糊弄上面的检查。其实，陈景玉何尝不知七弟等几个有心的县领导对这种做法心知肚明，只不过不说出来而已。
现在，他既然决定把家底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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