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以历史上脾气最硬的史可法为首、儒学大师也是宋明理学（心学）的殿军刘宗周等人为辅，代天子巡视各地，百姓凡有冤屈者无不得其申诉，一时间国朝各地百姓闻史宪之（史可法字）之名无不欢欣迎之。
陕西、山西的天灾依旧十分严重，但在前几年大规模强制推广了红薯等抗灾作物之后，两省的灾民特别是靠近大同的灾民已然不再会出现易子而食的惨象了。
陕西的流寇队伍如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之流已经被从太行山中赶入了京畿之地，而老回回则投降了国朝，这是前几年的事了，也是他们铁板铁板铮铮上在当时的局势之下唯一的选择。
失去了头领的陕西流民虽然依旧在天灾之下不断发生大大小小的暴乱，但好在老百姓靠着生命力顽强的红薯等作物还能有一口吃的，国朝的府库里开始有了余钱，各地的赈灾--从江南各地买了粮食运到陕西还是十分及时的。
天启年间的河南巡抚杨作揖、浙江右参政林日瑞又分别调任陕西和甘肃，使得大明灾情最重的两地的吏治得到有效的管理，
又以礼部右侍郎蒋德璟为山西巡抚，这些人都是素有贤名之人，以前都有冒死直谏崇祯帝或者在魏阉党政之时不与之同流的好名声，都是值得委以大任的。
台湾自收复以来，官府用各种物资如食盐、丝绸其他蔬菜粮食与台湾百姓等价交换或者用钱财收购当地的粮食，台湾本就物产丰富之地，而人口虽然不稠密，但光是汉人经过上百年的繁衍和从各地迁入台湾岛的人口就达到了十万之数，还有人数更众的高山族百姓，于是成批的粮食被顺利的买入了中原。
除此之外，朝廷针对各地的藩王及其子孙也做出了政策调整。
根据户部和礼部对大明宗室的人口每年更新的记载及对他们每年供奉的支出记录，大约二十万宗室人口在大明王朝不得做官及经商的束缚之下，不得不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从而消耗了大明的无尽国力。
庞大的宗室，耗费了不知多少国家财富、民脂民膏，特别是明中后期，巨额的宗禄开支使人人的赋役负担日益繁重，也造成明王朝严重的财政危机。如嘉靖三十一年，全国税粮总收入为2285万石，而各王府的岁禄开支就达853万石，占全国税粮总收入的37%，供养皇室成员的开支超过了全部官吏俸禄的总和。王府多的地方负担更重，嘉靖四十一年，山西各粮仓存粮共152万石，而该省的皇亲年俸的总数却是213万石。万历十九年，山西临汾全年税收的最大开支是支付亲王和皇室宗亲的俸禄（占税粮的48.5％和税银的39.2％），其次才是军饷（占税粮的37.1％和税银的36.2％）。
因此，日益膨胀的皇族宗室人口和负担，明王朝始终没能很好解决，供养皇室成员成为国家经费中的最大开支，这是明朝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因为分封制度，是朱元璋定下来的万世不易的祖训，谁也不敢去动它。可以说，朱元璋当初把皇子皇孙分封到各地做藩王，共同来“夹辅皇室”相反，宗室问题变成了导致明王朝朱氏天下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各地皇亲贵族们生活来源原本乃是是按不同爵位享受的多寡不一的年俸。亲王郡王们的日子当然好过，皇帝还赏赐给他们庄田。但是远支疏族的宗室因为失去谋生手段，就难以维持和皇族相应的体面生活。为此，万历二十三年不得参加科举考试的禁令被解除了，天启二年开始为宗室专门举行会试，叫做宗科。
昭武三年比天启年更为深入彻底地解除‘宗室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做官，也不得经商赚取钱财’的规定，但是责令各地藩王子女在国朝困苦之期因自食其力，而非待朝廷供养。
并且逐步向各地藩王收回田庄，削减各地藩王极其子嗣的年供奉，便是各地勋臣贵族后裔也在渐渐回收，或用钱粮购买，或是其犯了罪而收回的，反正在明代封建诸藩中，很难找到没有劣迹的藩府。而诸藩中，为恶多端者又比比皆是。如此一来，既收了民心，又使朝廷有收入，虽然许多地方总会有些许动乱，当相比于国家的长远利益，这些都是值得的。
除此之外，昭武朝廷规定了只有每位藩王的直系子孙才可以享受大明朝廷的供奉，其他的子孙的爵位要隔一代就要削一级爵位，供奉都要减半，除非他有特大的贡献，但是若是他从事其他行业自食其力，国家给予政策上的优惠。
温和做法，比如诏唐王、桂王、代王、鲁王这些大明素有贤名的藩王与国朝闻难之际入朝效力，允许他们捐钱纳粮，为国效力，给各地藩王树立榜样。
当明朝到了如今的地步，并非是许多有志之士意识到需要革新，便是朱家的子孙也有不少开明之人知道需要变革和支援。他们不愿意太祖皇帝的江山就此沦落，不少人甚至在北京第一次被围的请求朝廷准许他们招兵带兵勤王，但崇祯帝害怕各地藩王佣兵不轨，故而反而下旨斥责。
各地反响不一，但由于襄王的前车之鉴，再加上国家的政策确实落实得让那些王亲贵族们还能活得下去，还没将他们逼上死路，甚至宗科的全面开阔，使得它们有机会取得更大的荣耀，而不是整天躲在只能束缚在宅子里玩女人。
国家严峻的形式使得汉人当中的有志之士也开始响应改革的号召，许多人认为梁振华此举由当初张居正大刀阔斧改革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