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稿子，我感到是能发表的，可不知道为啥就是见不了报。
正在我焦虑不安的时候，父亲到潍坊来看我了。我是到潍坊后的第一时间给家里发出的信，一是让家里及时知道我的行踪；二是想让父母为我的一点点进步感到安慰。父亲似乎对我的调动感到很高兴，把在家里卖糕点、炸油条赚的钱，给我买了一块“上海”牌子表。家里挣点钱不容易，这块表一下就花120多元，使我感到非常不安。为了不让家里为我担心，我没有把工作上的困扰告诉父亲，而是请假陪着他在潍坊市的各个景点逛了逛。在父亲问到我今后的打算及找对象的问题时，我说：“因我来新单位还没干出点成绩，提考军校的事有些不妥。就是让考，因我是自学的高中课程，非常不扎实，也不一定考上。我想先把工作干好，年底服役期就满了，这样首先解决不能退伍，明年还有最后一次考军校的机会。”父亲听了我眼前的打算和长远的规划还比较满意，就对我说：“人家那个女孩前段时间结婚了，你也不要有顾虑了。”我说：“好！只要年底我不退伍，明年我就有探亲假了，等探家时再说吧！”
父亲带着我对未来的美好憧憬高兴地回去了，可我这个视工作如生命的人，又陷入困惑和迷茫之中。不上稿的谜团终于揭开了。原来，我们连跟我同年入伍的有几个高中毕业的战士，看到我借调到政治处专职搞报道轻松自在，他们仍然没日没夜地施工，非常不服气。我在团里时只是说说风凉话，毕竟低头不见抬头见，可我已调走，“人走茶凉”，就不断给报社写信告我写假报道。报社通过调查了解，认为有几篇稿子确实与事实有些出入，就给了我停稿半年的处分。因处罚通知发给了原单位，原单位的同志怕我有思想包袱，就没有告诉我，致使我一直蒙在鼓里。
得知这一消息，我一下觉得天昏地暗。这对于我来说不亚于灭顶之灾。搞新闻的没有报纸给你发稿子，就像演员没有了舞台。作为一个刚当兵两年多的战士来说，工作就是事业，工作就是前途，工作就是出路，没有了工作成绩等待你的就只有退伍回家。退伍回家意味着什么？这我非常清楚。几天几夜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可又没法向人倾诉，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怎么办？怎么办？那时真是“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不管怎样生活还得继续。当我冷静下来，仔细回味朋友告诉我时的话，突然“半年”两字映入脑海。停稿半年，也就是半年后我的稿子就可以发表了。想到这里，我又打电话找告诉我的那位朋友，让他帮我核实开始停发我稿件的日期。朋友告诉我后，我一算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警报就解除了”。这时，我对未来又有了希望。
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要离开这个单位。去哪？因我在军教导大队对下面各师分布很清楚，这时我又想到了曾经帮助过我的梁尚泉老爷爷。那时他已去青岛工作了。对，我也去青岛，那儿郊区正好有我们军的一个团。这样我先给那个团的报道员张子健打了个电话。那时我们并不认识，但彼此因常在报纸上发表稿子，名字都很熟悉。张子健非常热情地听了我的想法后，就向当时的宣传股股长金有峰作了汇报，没想到金股长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张子健又告诉我说：“我们部队现在徐州施工，你来要先到徐州。”这边说好后，我又找到当时军里分管新闻的刘勇凤干事，谈了我在教导大队搞新闻不太合适的想法。得到他的认可后，我请他找军里军务处办理调动事宜。这两边都说好后，我郑重地向政治处姜主任说了此事，姜主任又向高政委作了汇报。因我在这里一篇稿子也没有发表，他们就很干脆地同意放行。
拿到调令后，我就收拾好行李趁着夜色悄悄乘车南下了。没有告别，没有欢送，甚至有几个很要好的战友我也没打招呼，就“逃离”了这个让我压抑得快要窒息的单位。当我走出这个大院，立刻感到轻松了许多，过去人们的怀疑、冷嘲，将离我远去。
列车在夜色中奔驰，我就像一只自由的小鸟在蓝天上飞翔。旅客们都已进入梦乡，我却毫无睡意。思绪像脱缰的野马，过去的经历在脑海中不断闪现，使我深深懂得了世态的炎凉、人生的坎坷。但我思考最多的还是面对未来新的压力。如果说上一次调动算组织行为，那这一次就是个人意愿了。我是一个快满服役期的战士，一旦干不好，后果将不堪设想。今后我不管付出多么艰辛的努力，一定先把工作干好，也就是年底决不能退伍，不然，一切理想前途都将付之东流。
D、“草船借箭”
到徐州后，报道员张子健把我接到了云龙湖畔的郊区农房，简单地安排好住宿后，他领我走上了高高的云龙湖大坝。面对一望无际、碧波荡漾的湖水，令我心旷神怡，流连忘返，好久好久没有这样的心情了。我们边走边聊，我向他倾诉了过去的坎坷，并表示了今后的决心。
新的工作也就从此开始了。前面等待着我的是什么？一切都是未知数。但我相信：敢问路在何方？路就在脚下。
为了尽快打开工作局面，我想借助一下别人的力量。这时我想到了一个我认识的人——《解放军报》驻某军区记者站的著名记者饶洪桥（现军报副总编，少将）。
由于部队在徐州执行施工任务，住得非常分散。为了尽快进入“角色”，我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跑，还经常吃住在连队，掌握了大量的报道线索。在这同时，我经常与饶记者保持联系、汇报线索。不久，应我的邀请饶记者来到了徐州，就我提供的报道线索进行深入采访。饶记者不愧是名记者（他写的《优秀义务兵的母亲赵趁妮》曾在全国引起轰动），很快，我们共同署名的文章就在《解放军报》、军区《前卫报》连续发表，有的还加了编后，为我今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为我在团领导和机关干部面前赢得了面子和荣光。
稿子连续发表后，我接到了军教导大队战友的电话，他说，大队领导都看到了报纸，其中政治处姜主任说，不是小梁写稿不行，而是咱们这里值得报道的东西太少。你看，他刚走一个多月，就发表了这么多稿子。听了战友的话，我心里酸酸的，只是苦笑了一下说，谢谢理解，我也有自身的问题。
在徐州工作几个月后，部队完成了施工任务，回到了青岛郊区城阳的营房。由于我工作成绩突出，年底服役期满后顺利留队超期服役。这个目标实现后，我就按原先的计划又开始复习文化课，因为明年是我最后一次考军校的机会了。我给自己规定白天工作，晚上和星期天复习功课，每天晚上不过12点不能睡觉。在我宿舍里的墙上到处都贴满了数学公式、物理定理、化学周期表等，每天早晨起来先背一遍；每天晚上回来再背一遍，加深印象。
在忙忙碌碌中，迎来了1983年的春节。已在青岛工作的梁尚泉老爷爷，听说我调到驻青岛城阳镇的部队后，就热情邀请我到他那里过年。当兵3年多了，确实非常想家，部队又不让回去，于是，我就请假到了青岛，与多年不见的老爷爷一家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
在那个春节期间，我和老爷爷谈了很多很多。他不断地鼓励我要经得起挫折和失败，“不经一番风霜苦，哪来梅花放清香”。他还语重心长地说，你要能提了干，在青岛找个媳妇就好了。青岛姑娘多漂亮啊！我当时心想，好是好，只是想想罢了，那只是个遥远梦的啊！
E、无情的“情人”
1983年的阳春三月，乍暖还寒的一天，宣传股金股长找我谈话，让我探家。他说，你年龄也不小了，回家找个媳妇吧！按部队的规定，超期服役后让老战士回家探亲，主要是趁穿着军装找个媳妇，完成了这一“使命”后，再到年底基本上都要退伍了。我把想考军校的想法告诉了他，并想等考完以后再说。他听后说，考上考不上还是个未知数，还是先探亲吧！不然等到考完试，那时工作任务重了，探不成家怎么办？我心想，领导说得也对，我也确实想家了，趁现在不忙就探家吧。
超期服役的老兵们，都把这次探家看得神圣和庄严，因为也许下次再回家就脱下军装成了老百姓了。我也不例外，准备了大前门香烟、景芝佳酿、糖果、茶叶等，最后我还背了10斤大米，整整两大提包（致使右肩软组织损伤，到现在还经常酸痛）。然后，先乘火车后乘汽车，经过20多个小时的“急行军”来到朝思暮想的村庄口。当我提着包走下公共汽车，看到眼前曾熟悉的一切，激动的心快要蹦出来了。我这次探家没有提前告诉家中，目的是“突然袭击”好给全家一个惊喜。正在街上的三叔看到我后，推着自行车赶快迎上来，帮我提上东西送我到家。走进家门，看到吃惊的父母我的眼泪一下流出来了。我仔细端详着父母，他们确实老了，过去年轻的脸庞写满了沧桑，腰板也没有过去挺拔了。母亲说，你走后村里就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除了种地外，我和你爹做蛋糕、炸油条，做些小买卖。你看，这房子是新翻盖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当我看到全家吃的玉米饼子、地瓜和萝卜咸菜，心里酸酸的，泪水直在眼眶里打转。后来，我还听说，母亲为了给庄稼打农药曾中毒昏倒在田里，幸亏及时被送到医院才抢救过来。
夜里，送走来看我的院中乡亲们，一个现实的问题又摆在了我和父母面前。那就是找对象的问题。我说的三年到了，可还是穿着“两个兜”回来了，我感到非常愧疚、对不起父母。早年的“雄心壮志”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早已没有了底气和尊严。父亲说，你弟弟也大了，你有合适的就先订下来吧！我只有点头应允。父母看我没有再坚持反对，就到处张罗给我找对象了。
半个月的假期过去了十多天，尽管父母到处托人，结果我连一个女孩的影子也没见着。父母焦急万分。情况搞成这样，究其原因：一是我回来得太突然，父母及亲友都没有准备；二是在部队时曾有许多人给我介绍对象，有的家庭和长相都很不错，统统都被我拒绝了，人家心里不舒服，认为我自视清高，当了两天兵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尤其是看到我并没有提干，说不定年底就退伍了，有些人就有点幸灾乐祸。
在伦镇小孙庄父亲有一位战友，而且多年来两家来往很密切。我在二中上学时离那很近，也经常去。别的亲戚走完了，父亲就带我去看小孙庄的大娘。当大娘听说我的对象还没有着落，就说，她们村有一个姑娘高中毕业，是位民办老师，身高1.67米，长得很不错，问我要不要见一见。当我想到父母为我的事愁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就答应了。
相亲是很尴尬的一件事。彼此很陌生的一对青年男女，突然来到一个单独的空间，说些言不由衷的话，聊些似是而非的事。再加上平生以来这是我一次相亲，显得激动忐忑，表现肯定一般。因为过几天我就要归队，女方还是很给面子，没有完全回绝，答应通通信再说。
因为有了这个插曲，父母心里总算有了一些安慰。假期满后，我就告别了家乡和亲人，恋恋不舍地再一次踏上了返回军营的归途。
一声笛鸣，汽车驶离了村庄。我回头望去，透过车尾的扬尘，看见围观的人都已经散去，唯有父母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向远去的汽车遥望着。
到了部队后，我首先礼节性地给那位女朋友写了一封信，很快她也给我回了信。这样我们总共通了三四封信，每封信一张纸，都是礼节性的语言，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生硬的“情书”了。
从家里回来后，我的情绪一直不高。宣传股金股长发现后，就找我谈心，我就把家里的现实情况向他汇报了一遍。他听后心里也很沉重，就说，你不是今年还能考军校吗？从现在起你就抓紧复习，工作的事，等你考完院校再说。听了他的话，我激动万分真想跪在地上给他磕几个响头。要知道这在正规连队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却啥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经过几个月的苦战，总算有了收获。这次在全团军校招生预考中，我这个只上过三个月高中的初中毕业生，完全凭着自学在200多名考生中名列前茅。当我写信把这个消息告诉“她”后，很快收到她的回信，并且语言也比过去生动感人多了，并预祝我金榜题名。预考顺利过关后，全师集中组织在师教导队进行复习，迎接全军统考。
正在这时，却突然祸从天降。还差几天就要全军统考了，按常规在考前所有考生要全面检查身体。就在这次体检中，我被查出黄疸指数单项高。医生说，怀疑是肝炎，就强行把我送到某县陆军某医院传染科，进一步住院检查。等我全面检查完确诊没问题后，全军统考结束了。
这沉重的打击来得太突然了、太猛烈了，使我猝不及防。我终于支持不住病倒了，几天不吃不喝，只靠输液维持生命。在病床上，我给家人和写了两封信，字里行间充满了悲观厌世情绪，并说“人生有命，富贵在天啊！面对苍天大地，人显得太渺小了；认命吧！命中有自然有，命中没有莫强求。”等等。
家里接到我的信后，父母非常着急，连续给我来了三封信，对我进行鼓励和安慰；可“她”从此以后，再也杳无音信了。孔子曰“人之初，性本善”。可她竟是铁石心肠。假如就是一个与你毫不相干的人，在他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你该无动于衷坐视不管吗？哪怕是一句安慰的话……
两年后。也就是1985年4月的一天，我回家探亲，在去看望小孙庄大娘时，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在给我介绍前，别人已将“她”介绍给了邻村接班的一位正式小学老师。因此人身材矮小，“她”正左右徘徊时，又经人介绍认识了我。“她”本希望我能考上军校，将来能随军脱离农村。哪成想那次我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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