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老人进行了妥善安置；孤儿院、荣军院、托老所在全国近万所。以及对适龄青年进行就业培训等，从老到少，民政部每年耗资1500亿元，费用恐怕得还要增加。”
聂小倩道：“根据我们妇联的调查，在发达地区，每户子女平均2－3人；在西北部地区，每户子女3－4人。而在南亚次发达地区，每户子女达到了5－7人。而且人口数量还在不断增加，质量不升反降。我们在去暹罗行政区随机定点的调查中，在西坎县一家农户里，育有8个子女，而年人均口粮却不到150斤，全家人处于饥饿之中。子女瘦弱不堪。只能靠政府的救济才能过活。这种状况在南亚地区较为普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傅作以道：“我是个打过多年仗的人，深知人口的重要性。眼下的世界大战中，仅罗刹国就已经伤亡了不下1200万青壮，平民也因伤亡和冻饿死亡了近5000万人，人口锐减。斯大宁发出了号召：鼓励妇女们多生孩子，并为一位生了7个孩子的妇女授予了‘英雄母亲’的光荣称号。但是我们华夏有幸免遭了战火的荼毒，老百姓安居乐业，可是也真能生育，情况和那高寒地区生育不佳的罗刹国有很大的差异，人口也应该进行适当控制了。”
(笔者注：在后世，华夏盲目学习罗刹国，其中就有学习罗刹国鼓励妇女多生孩子这一例。在上世纪50年代，狗日的伟大领袖发表了一道无比混蛋的“最高指示”：“……世界上只要有了人……什么事情都好办了……”当时有位叫马寅初的学者看出了问题，上书中南海，建议控制人口。领袖大怒，斥之为“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发配马学者去牛棚担粪下地劳动改造去了。因此后来才有了“错批一个马寅初，华夏多生三亿人”的说法。笔者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四，下面还有一弟一妹。有幸属于了多生出来的“三亿人”中之一。当时每个家庭生三个四个娃娃还算是少的，女人只生了一两个娃娃还被人瞧不起，最高记录是一个婆娘一口气生了17个娃娃而且养活了，比罗刹国猛生了7个娃娃的英雄母亲强到哪里去了。可是这狗日的人一多，才真是一切什么事情都不好办了。这么多的人要吃要喝要穿，就带来了一连串的社会问题。当时国家又在连年不断地为了什么“主义”、“路线”而胡乱折腾着，狗日的一味乱整。近十亿人就像一大群疯子，在伟大领袖的指挥棒下，乱哄哄地闹着一场又一场“革命”，也不知道是在革谁的“命”。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口号下，经济上不去，粮食也减产。又遇上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大大的人祸。在伟大的gc党领导下活生生地饿死了不下5000万华夏人！饿死的人比打一场世界大战不会少，被世界史学界称之为人类世界上“第二大饥荒”，真是造了大孽了！华夏那么穷，狗日的娃娃们却在不断地猛生出来。政府已经解决不了猛增的人口吃喝了，于是被迫采取了维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标准的粮食布匹等计划供应，农村的农民就任其在土里刨食自生自灭了。城里的娃娃们长大了，没有地儿就业，政府又怕年青人作反，于是就往农村里赶，称之为“伟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实际上是将一批批热血青年消弥于贫穷蛮荒的大山之中，这种反人类文化的举措在世界上无出其右，令人发指！迫于人口激增的现实，在70年代初人口政策从一个极端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强行规定男女双方不满25岁不准结婚，结了婚也只允许生一个娃娃。并且大肆宣传“只生一个好”。没有被批准出生的娃娃怀上了都要强行引产。笔者的表弟就是受害人之一。姨妈瞒着单位怀孕了7个月，终于被厂“计生办”发现了，由于没有被批准生育，就被强行带到医院引产。医生只得向已经成熟的胎儿头上注射了药物(杀人)，狗日的表弟有幸没有被注射死掉，却因此刺激而早产生逑了出来，哇哇地大叫着，这下子就不好弄死他了。厂里道：算是生了一胎，往后不准再生！表弟在母腹里还没有见天日，头上就挨了残忍的一针，大难不死，但由于脑子受损，他的左手和左腿就因此而致残了，还时常发癫痫，长大后也参加不了工作。父母死后就靠摆个小菜摊艰辛度日，所幸现在才拿上了低保活命。难怪当时的计生委主任陈木华都哀叹道：“这项政策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这项违背人伦的造孽政策已经执行几十年了，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被取消……)
周凡道：“眼下，我们军队的兵源是十分充足的。18－22岁的男青年达1亿2千万，当然不是所有的都来当兵，而只是参加军训，作为后备役。部队从军青年已达2500万。在近些年的若干次局部战争中，我们陆续伤亡了兵员约120万人。预备役部队都对野战部队及时进行了补充。世界大战恐怕就要结束了，我们华夏虽然是保持中立，也早已经作好了战争准备。在人口上我们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我赞同优生优育，不赞同计划生育。因为计划生育是不讲人伦和人性的！”
宋云鹤道：“华夏人口眼下还有70％在农村，由于国家对‘三农’的高度重视，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和税收减免，农民的日子逐渐好过了起来。但是‘养儿防老’的意识还严重存在。是导致多生多育的一个重要原因。控制人口的过度增长，政策施行是一个方面，主要还得以经济的手段进行调控为好。”
邓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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