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只干一件事：看好他妹妹，只要他妹妹没自杀就行。
可这活儿也太奇葩了，保姆也嫌瘆得慌啊，谁敢随随便便为人命负责啊？都是干个三五天，就要走。
我跟他建议，要不把他妹送父母那儿去，谁照顾也比不上自个儿父母上心啊。翟阳就只知道在那儿叹气，不愿意多聊他的父母，感觉家里是不是不和睦啊？我也没细打听。
我还劝他趁早带妹妹去看病……我可没直说精神病啊，多不好听，千注意万注意着，还是把翟阳惹恼了。
不能提，压根不能提‘病’这个字儿。
他对他妹也是真好，就感觉吧……太钻牛角尖了，一点坏话都不让说。
一看这情况，咱就不提了呗。
那之后，我帮他介绍了一个保姆，挺负责任的大姐，当初我姐生孩子，就请她当的月嫂，跟我家关系一直不错。
好说歹说，那大姐才接了这烫手的活儿——我这同事，做到这份儿上，不错了吧？”
“不错。”
回答完，吴端发现，这分明就是个肯定句，对方压根不需要他的回答。
“……再后来，翟向阳就失踪了，翟阳请了好几天假找人，我还帮着找了呢，光派出所……我没记错得话，应该是陪他一块去了三回。
嗨，去派出所也没用，警察每次都说找了，也不说细节，感觉就是拖着不给好好办事。”
许是有录像的原因，韦德的表演型人格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他大段大段的讲述，也并不忌讳向警察吐糟警察，甚至，他仿佛化身记者，还将正在录像的手机向前凑了凑，好像希望吴端就他所陈述的懒（手动分隔）政现象给出回应。
吴端的回应简单直接，他略过了这个问题。
“那翟阳为什么辞职，你知道吗？”吴端道。
“找他妹呗……说真的啊，警官，我们后来关系也就一般吧，公司新弄了个幼儿英语教育的业务，我过来做新业务的销售，翟阳还在旗舰店干以前那摊活儿——我们旗舰店在光明路，做成人英语培训的，就是考研啊出国那一块的……
不在一个地方上班嘛，关系就慢慢淡了，他辞职也没跟我说啊，特突然，我去旗舰店开大会的时候才知道。
知道他辞职，我还打了个电话，问他是不是跳槽了，待遇咋样。
他整个人……怎么说呢，说话有点前言不搭后语，精神状态好像不太好。
我估计还是为了他妹的事儿，辞职之前就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儿了，我都想劝他去看看精神科……
我这人吧，就是心软，他那样对我，我还非去贴这个冷屁股。咋说也是条人命啊，我可不想哪天突然看新闻上说翟阳死在家里了。
我就抽空去找过翟阳两回，无非就是劝……哎！那种情况，我都说不出啥劝人的话了，主要我觉得他妹妹凶多吉少。
一个本来就只想死的人出走了，还能活着？
这种情况，你说，我咋劝？
我只能陪他喝酒，每次去都是一打儿起。好在翟阳酒量没我好，喝多了他多少还能说点想法。
他说他全靠恨活着，他要把那个渣男找出来，要让他付出代价——那渣男没一句真话，连名字都是假的，看翟向阳被骗得精神都出了问题，干脆失踪，手机号也换了，再也找不着人了。
这么一来，翟阳就得从头找起啊。
他一个人，能查出来啥啊，我总觉得吧，他也就是没法接受妹妹已经死了这种可能，心里难受，在那儿作天作地，等过段时间，慢慢想通了，或者没钱吃饭了，不得不出去工作，也就好了。
后来挺长一段时间，我俩再没见过面，也没联系过，忙啊，天天跑业务签单，顾不上他了。
再然后我说过了，他突然找过来，问我借身份证。”
韦德沉默思索片刻，满意地总结道：“就这么回事儿，我知道的都说了。”
闫思弦锲而不舍地追问起了同一个问题：“翟阳信仰宗教吗？”
“诶！你别说！神了嘿！你们咋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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