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军官的工作中，他不想让任何不熟悉军事情况的人介入。也许他也看到了，皇帝在人品方面可以赢得人们的尊重，但在军事上却是个门外汉。
如果说皇帝已经是一个性格复杂、神经敏感的人，那么毛奇的性格就更加复杂和敏感。在他当面向国君提出的条件中还有一个要求，即他在接任总参谋长之职前，还想以军需总监的身份**自主地领导1905年的大型秋季演习，这其中含有几分验证自我的意思。
根据原参谋总长施利芬的评价。演习的结果自然是出色的。毛奇将军在上任之初遇到一些困难之后。便以惊人的速度熟悉了他所肩负的繁杂工作，其地位也与日俱增。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他继承的是一个超群绝伦的、打上施利芬烙印的机构。用中华帝国的话来说，那就是有些“狐假虎威”了，不过不管怎么说。他还是顺利地接过了总参谋长的职权。
在俄国革命和德、法在摩洛哥问题上日益紧张的阴云笼罩下，毛奇将军于1906年1月1日登上军队总参谋部参谋长的宝座，同时他也成为了陆军上将。两年以后，因为国家的利益，他亲自来到了中华帝国就解决以后德国在军事方面的补充问题，他要亲自向中华帝国的高层进行会谈，取得一个能让他彻底放心的保证。
和毛奇将军同来的人包括：第一军需长施泰因将军和进军处处长鲁登道夫少校，自1908年起他们就经常在一起研究有关《计划》的执行问题，探讨了他的最新考虑。施泰因将军是一个勤奋忘我、仔细认真。但也拖泥带水、优柔寡断的人。而鲁登道夫少校则是亲身参与了制定《计划》的人。
既然有这两个人一起前来，那就说明毛奇将军对于《计划》的执行，他是有顾虑的，要是没有顾虑完全可以不让这两个人到这里来了。施里芬对于自己的计划是肯定的，但是他同样对于中华帝国方面能在两天的时间内，就会出现一个与自己的思路完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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