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私人汽车去上海。他的亲信随员们乘火车，约定在上海相会。数日后，买到了去香港的船票。卫立煌上船时，换了一身衣裤、剃去了胡子，戴上一副墨镜，贴上两片头疼膏药，打扮成商人模样。船快到台湾基隆港口时，听人说：要停靠一小时以上，卫立煌在思想上有顾虑，担心有国民党特务来查船，怕露出马脚。于是，卫立煌从头等舱走出来躲到船头上去。可是，却又平安无事。
到香港后，卫立煌住在彭罗湾国泰酒店。他料定蒋介石是知道他住在香港的。为了安全起见，在国泰酒店住了三四月后，就搬到金龙台九号，全家住在―幢楼的三层上。柴春生等仍住国泰酒店。后来又迁到较偏僻的元郎乡下。十月，大陆上传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喜讯，卫立煌不胜喜悦。于十月三日即亲笔拟就致**并朱总司令、周总理的贺电。掬诚祝贺新中国建国大典。电文仍由原来和他联系的地下工作同志经手发往北京，电文是：**：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中国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代致贺忱!煌十月江电
卫立煌到港不久获悉曾任总参谋长、陆军大学校长的杨杰由昆明秘密来港拟去北平参加筹备建国的新政协会议，便去其临时落脚处看望。适逢杨杰外出，就留下字条谓隔日再来拜访。谁知第二天早上，杨杰在寓所被特务暗杀的消息便见诸报端。他为这位老朋友死于“黎明前的黑暗”深感悲恸。卫立煌自己也时时处在危险中，卫立煌曾几次挪屋，从国泰搬到金龙台九号，全家包下三楼，又迁往元朗乡下，以避台湾耳目。卫立煌原先的两位参谋长道经香港，他曾分别做他们的工作，希望他们认清形势，迷途知返。殊料一个去台湾后先当大陈岛警备司令后做“国防部长”，另一个杳如黄鹤渐无声息。他的一位曾做过“总统府”秘书长的老乡自台湾来，卫立煌干脆来个让你“寻不见”，他怕他来做说客。台湾方面不时派来特务，或在报上刊文，或找到卫立煌的部属，动员卫立煌及时去台湾“归队”。但卫立煌决不会再踏上那条船了。
对大陆方面的热情呼唤，卫立煌既感动又犹豫，下不了决心，便以“脚痛，行动不便，暂时不能成行”为由拖延(他也确有腿疾)，他也曾向“民革”前来做工作的同志表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将来一定要回新中国！”但是，卫立煌一家和好几十位先后来港投奔的部属的生活开销，渐渐成了问题，必须搞经营“创收”。先是由卫立煌拿出本钱，柴春生出面注册了胜斯酒店颐和园酒家，经营中仅盈余若干。此时原国民党战略顾问、二级上将熊式辉也在港做寓公，与卫立煌常有相见。熊式辉的一个同乡开了一个小银行，他游说卫立煌参与合股。卫立煌便把掌握的现金悉数注入该行。谁知熊式辉的那个老乡是个骗子，银行开了两月多关门大吉，人也找不到了，卫立煌手中的银行存折也跟着变成废纸，熊向晖随之转往曼谷经营纺织业。无奈，卫立煌举家从元朗乡下搬到老朋友、原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军长余程万在市区的家中，以省下房租，时在一九五三年底。雪上加霜，卫立煌加速了回大陆的准备工作。消除疑虑，归途取道澳门对返回祖国大陆，
卫立煌最大的疑虑是，自己是**公布的四十三名“战犯”之一，**和人民政府真能既往不咎吗？恰在此时，一九五四年，中国**发出“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号召。年底，当周恩来获悉卫立煌在香港对“战犯”问题尚存疑虑时，便嘱在邓颖超身边工作的韩权华侄女韩德庄执笔告卫：“在太原晤过面的那位朋友，请姑父和姑母回来！”卫立煌一看就知道是抗战之初在太原有过竟夜长谈的周恩来叫他回去，仿佛“空口无凭，有信为证”，悬着的心彻底放了下来(韩权华也收到和邓颖超相识的六姐的来信)。一九五五年初，他主动找到**驻香港有关部门，请安排行止，表示愿随时返回祖国大陆。三月十四日，卫立煌和几位随从从香港九龙密抵澳门。次日凌晨，一条经过改装的不起眼的小船悄悄升锚，过濠江，向一水之隔的祖国大陆驶去。绕道澳门确保安全的归来之路，据说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卫立煌一生中最风光、最具轰动效应的事，一是抗战后期他指挥中国远征军收复失地迭见战功，受到盟军的高度赞赏，照片上了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另一恐怕就是一九五五年他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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