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到地方上超额招军，超出朝廷财政支出能力这一普遍现象来看，这些将领的做法折射出地方和中枢之间在财政关系上呈现出的矛盾状态。地方上由于负责保疆御敌，对兵力的需求旺盛，而中枢由于财政困难，则往往加以限制。地方上在面临复杂的事态时，需要随机应变，而朝廷处于掌控的需要，对下拨的钱物则作出种种规定。而这种矛盾状态的背后，则反映了大宋的“崇文抑武”的驭将政策和“强干弱枝”的处理中枢和地方关系的制度模式。
这时的宋朝仍然秉承宋太宗时的法度，在处理中枢和地方关系上，依然采取收权和分权的模式。内地州府的收入除去基本开支外，大部分上供，这使得地方上没有能力去应办棘手的事务。沿边州府财力单薄，也无力去独立组织防务。二者均需要中枢财政的重新调配，从而造成了对中枢的依赖。而在路级政区，依然采取“安抚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和“转运使”四使并立的领导体制，从而使事权分散，无法在大区域对地方进行整合和建设，增强地方的力量。
在军队领导体制上，在南渡之后，宋朝收回了诸大将的兵权，以其部曲为诸御前屯驻大军，同时设立四川、湖广、淮西和淮东四个总领所，负责四川和江上诸军的开支。诸屯驻大军隶属于中枢，但分掌的其实是地方军务。总领所是中枢派出机构，则代表中枢负责管理和监督诸军的用度开支。其制度安排的用意则依然是把军权和财权进行分离，着眼点是加强中枢对地方军队的控制。显然，这也是一种内控的模式。
自宋蒙开战以后，战火连绵不断，其面临的主要问题转移到国防上。对于局势的变化，宋朝中枢也作出调整，比如命统帅兼任总领，或者兼任转运使，但这只是权宜的变通，根本格局未变，并没有产生出新的制度来。在此情形下，地方上的总体实力并未得到真正的增强，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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