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事，就是大宋朝“议和苟安”的传统“国策”，也是严重损害军事实力的原因之一。
宋人张方平就说：“自古以来论边事者，莫不以和戎为利，征戎为害。”这个“和戎为利”可以说是多数宋朝皇帝的主张。
“议和苟安”的传统“国策”大致可以说萌生于宋太宗赵光义时期，确定于宋真宗赵恒时期。宋太祖赵匡胤虽然花了很多心血，对内实行防范，但从没有对辽议和苟安的打算。而宋太宗赵光义比较“内忧”和“外患”的轻重时，曾说：“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他这种防内重于防外的方针，为以后的历代宋朝皇帝所继承。尽管宋太宗赵光义本人有高梁河战败中箭的奇耻大辱，但经历几番交锋，已经倦于兵事，故不时提倡“清静致治之道”，说什么要“修德以怀远”，“四夷当置之度外”，当时未与辽达成和议，其实只是因为求和不成之故。
而宋真宗不敢冒与辽军决战的风险，才订立了“澶渊之盟”，当时的辽军倾巢而出，主政的萧太后、韩德让和辽圣宗三个重要人物全在军中，辽军不擅攻城，只是回避了一些重要城市的攻坚战，而悬军深入。这本是非常冒险的，如果宋军能够一方面避免硬碰，设法截断其后勤供应，另一方面乘虚直捣燕云，辽军将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名将杨延昭当时就提出“幽、易数州可袭而取。”然而结果却是“奏入，不报。”杨延昭只不过是一个战区指挥官，不能左右战略指挥，而身为总指挥官的前敌统帅北部都部署王超“阵于唐河，执诏书按兵不出战”，搞得宋真宗几次想要南逃，宰相寇准力排“南幸”之议，把战战兢兢的宋真宗强行推到澶州前线，最终达成了对宋朝来说无疑是吃亏的和议。尽管如此，宋真宗还是认为，能够如此议和乃是如天之赐。此后宋真宗为了弥补心理上的缺憾，不惜装神弄鬼，尊崇道教，伪造天书，大事封禅，挥霍民脂民膏，虚饰盛世，“一国群臣如病狂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