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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尼列夫和因纽特列格在阵地里又找到了几个人。他们集中在一个壕室里，悄声地交谈着。阵地深处的某个地方依然有婴儿的微弱的哭声，这种委屈的哭声对安德拉斯多夫来说比任何刑罚都可怕。
他呆呆地坐在地板上，闷闷不乐地想道，自己干了一件极为可怕的事：背叛了同志们。他不为自己寻求辩护，不可怜自己：他力图搞清楚，这事为什么会发生。
“不、我不是现在才怕死，”他想，“这在昨天的进攻中就表现出来了。进攻开始后我张惶失措，放弃了指挥权。我想的是将来对人讲述什么。不是想怎样去战斗，而是想自己将来对人讲述什么……”
两个带轻机枪的正规军士兵走近了：“我们得到命令，掩护你们。”
安德拉斯多夫默默地点了点头。两个正规军士兵在摆弄机枪，检查弹盘，而他苦恼地想道，带着这几个士兵，怎么也无法把德国人从阵地里击退，但他不想去请求援助。
“最好是我死了，”他喃喃自语，“最好是我死了。”
他们连的伤亡率是所有部队当中最高的，现在只剩下了这几个人。
不知为什么，他竭力回避“被打死”这个词儿，而是说“我死了”。仿佛他希望死于伤风似的。
“手榴弹嘛，我们总共只有两颗，”因纽特列格说，对谁也没看一眼。
“会送来的，”一个正规军士兵说，“不会扔下你们不管：都是自己的伙伴嘛。”
后来又来了约莫十五个人。一个带炮兵标记的红褐色头发的上士报告说，这些人是派来增援的。因为德国人在这一地段的猛烈进攻，正规军伤亡也很大，所以上级暂且要他们和惩戒营幸存下来的人一起作战。安德拉斯多夫同上士一起把新来的士兵们分配到各个阵地跟前。
一切准备就绪，德国人的计时器依然在不停地滴答，不急不慢地一秒钟一秒钟地计算着时间。这种计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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