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方阻挠，千方百计却未能回到关外就任而已。
1936年7月，受党组织委托，辗转将毛岸英、毛岸青兄弟送达苏联。
而他怀着返回东北领导抗战的心愿，多方寻求依旧未能成行。
要是“历史”没有意外，只能黯然回国，继续在上海等地为抗战奔走呼吁。
预先知道这些，吴毅当然不至于不加以改动。
先是通过冀东党组织，秘密将李杜将军留在天津的夫人、子侄、卫士，转移到特勤旅控制区安顿，避免了国民党特务的绑架、伤害。
然后密电中央，要求在李杜将军回国经过西安时，加以安排。
趁西安事变、趁傅作义将军部取得大捷之机，中共派出的百余人慰问团抵达红格尔。
出于民族大义、出于抗战决心，傅作义将军不仅热情接待慰问团，睁只眼闭只眼地让陈光等同志“脱团”加强热南。
还默许云继先同志率部以护送为名，脱离晋绥军，随慰问团、顺子骑兵团一起北上呼伦贝尔大草原，进行抗日斗争。
这个春天，广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再次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
依照斯大林指示，苏方派出的军事顾问、教练、联络人员，只能在呼伦贝尔草原一带活动，严禁超过兴安岭一线。
武器装备在中国同志熟练掌握之前，也不得开赴作战前沿。
以免日本人抓住把柄，导致日苏双方交恶，同时避免这一大批装备为日军俘获。
这就意味着，特勤旅与抗联各部只能在大兴安岭以西接受培训，而后自己驾驭、使用。
一开始，苏方人员傲慢、同情，却又带着真诚地表示担忧。
他们觉得，中国同志难以在短时间内掌握这些先进武器。
与日军的作战，很可能在岭东平原迟滞性抗击之后，依托山区进行拖延阻击。
最后决战，将在呼伦贝尔草原上展开。
所以通过翻译，或直接对话，急切地询问挑选的学员在哪。
秦邦宪同志却微微一笑，习惯地扶扶镜框，然后挥手示意早已列队一旁的驾驶员、炮手。
吴毅早在第一次承德之役，就考虑到人才储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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