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业社会时期，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还没有跨出大气层，甚至都没有走出大陆，再加上董仲舒为了恐吓君主搞出来什么天人感应学说，后面的一些儒生和阴阳家、纵横家为了各自的目的交相鼓吹，这个时代的科技手段又无法对此进行有力的驳斥，这才造成了『迷』信观念深入人心的效果，毕竟仅仅停留在逻辑上的反驳是苍白的。
现在就会有所不同了，因为郭炜给这个时代带来了某些划时代的观测工具，还有一些更合理的科学假设。
“王卿，古人有云，‘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岁星犯月的时日和日食、月食的时间，司天监都能够预测了，正是说明了天行有常，那又怎么会预示什么人间变『乱』和祸福？就说这岁星吧，《史记・天官书》言道‘其所居国，人主有福’，《左传》记载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好像是很应验的，然则商纣之时岁星在殷，武王伐纣却开八百年天下，不正是说明了祸福皆因人事么？”
就是这个道理了，要真有天人感应可以作为人主的行动指针，就应该是事事严格对应的才对，如果一会儿正相关，一会儿负相关，一会儿又完全无关，那还算什么指导原则？武王伐纣是一直以来的正义标准，哪里是一般的攻伐可以相比的，这个最大的仁义指标并没有遵守星空的戒律，这就够了。
“至于说到一般的水旱灾害与天象有何关系，朕不清楚，司天监也不可随意断言。中国国土广大，四境之内偶有水旱灾害乃是常事，全境都风调雨顺才是奇迹，若是这天象之验难以定时定点，验与不验又有何差？”
就是这样了，中国地处东亚大半岛，几乎占据了这里所有的宜耕土地，涵盖了好几个气候区，其中最主要的东亚季风气候区虽然雨热同季，年平均降雨量的波动却是不小，再加上季风或迟或早导致降雨在时间上的波动，在这么广大的区域内随便某处出现水旱灾害那是太常见了。如果关于水旱灾害的预测不是定时定点的，时间可以从当年晚到三五年以后甚至十多年以后，地点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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