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一场到两场单口相声，没有什么人看，后来一群女人要包下这里的夜晚时间段，老板就欣然同意了，在钱面前谁都会妥协的，于是这里就变成了与那些高档的只允许白人男性进入的沙龙相对应的“女性沙龙”。
“……我不是说把自己困在卧室，厨房的小天地里，费尽心力把自己的毕生目标定在如何与一名男士保持稳定的关系，打扮自己，并培养后代有什么不对。也许有些女孩就崇尚那样的生活呢？”一个说话声音很尖细的女人说，她是这个姐妹会里最早的成员之一，戴安娜喜欢叫她赫柏，因为她像希腊众神之中的青春女神一样总是活力无限，又擅长表达，“我们需要看到这个社会不平衡的一面，男性掌握着企业和媒体，他们联起手来不断地制造那些只要做好家务就是成功女人的广告，使得整个社会都被迫承认好女人只要待在家里伺候家庭就够了。这才是荒谬的地方。”
一个女人接着她的话继续说，她捧着那本《女性的奥秘》，把它放在胸口，仿佛就像圣经一样：“弗里丹女士也说过，那些本向往和男人一样工作的女孩，被迫接受了这种观点，而选择了家庭，心灵的自由和现实的困顿使她们沮丧和抑郁，于是她们表现出永远不满足，那并不是她们贪婪，而是根本没有人知道她们想要什么，或者说，这个世界剥夺了她们谋取自己所求的权利。”
“所以我们下次进行公众演说的话应该打什么标语？”另一个女人说，戴安娜看着她扎出一个个漂亮的胸花，那是她们这个组织的标志，“别再用清洁剂洗我们的脑子？”
“这很好！”戴安娜终于插上了话，“一语双关。”
“下一次公众演说是什么时候，我们得想好怎么撤退。”
有几个女人正在研究这件事，她们定在市政厅前进行“突发式”公众演说，类似于一种用行为艺术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警|察局就离市政厅不远的地方，如果他们一下子出动，难免会逮捕几个人。
“姐妹们！”一个女孩风风火火地跑进来，戴安娜记得她叫多莉，她是整个姐妹会的财务，酒吧聚会，公众演讲，制作标幅还有营救被关进监狱的姐妹，都得需要钱，戴安娜是在这个群体里发言最少的，她大多数时候只是保持着神秘的微笑倾听大家的看法，但她无疑是最慷慨的捐献者，所以多莉每一次都会对她笑的格外灿烂些。而今天多莉却没有笑，反而是带着一种不知所措的表情，她坐下来，低声说，“有人捐了一张支票给我们。”
她把支票拿出来，签名的部分写着“查尔斯・泽维尔”。当众姐妹看清了上面的数字之后忍不住惊呼起来：“一万美金！”
“赫柏”都快要窒息了。
布雷森顿体系使得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元身价倍增，最高的时候几乎可以达到1美元1克黄金的兑换率。这个“查尔斯・泽维尔”如此的慷慨，吓到了所有人。
“我知道这个泽维尔是谁。”一名年龄不小的妇女说，“他就是那个开办变种人学校的家伙，他自己也是个变种人，你们记得古巴事件吗，都是变种人在后面搞的鬼，我们不能接受这笔钱！”
她看着那笔钱仿佛是多么肮脏的东西。
更多的人附和起来。
“他们为什么要资助我们，他们一定有什么图谋。”
“不。”多莉说，“泽维尔教授特意传话说，这是无偿的。”
这激起了一阵议论声，多莉等它过去之后继续说：“我们之前的几场公众演讲吸引了他们的注意，他很敬佩我们，因为……他认为他和我们是一类人。”
“谁和他是一类人，他们简直就是一群怪物！”那名年龄不小的妇女嚷嚷。
“我们不是吗？”戴安娜小声地说，她从未在公众场合如此鲜明的表达过自己的观点，她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戴安娜看着她的姐妹们，“当警|察大肆追捕我们，当我们要冲破社会的束缚去谋求自己的权益时，当我们指着那个‘幸福的女人’并斥责那是男性掌握的媒体塑造的假象时，在那些男人眼里，在那些以为自己是幸福的女人的眼里，我们就不是怪物吗？”
女人们嗡嗡低语起来。
戴安娜看着那张支票，看着上面的字，露出一丝微笑：“我相信他是无偿的。但并不代表我会无偿的使用这笔钱。”
戴安娜站了起来，她走出酒吧，向着泽维尔少年天才学院的方向走去，她来到那所壮丽的古堡，敲开了门，来开门的是个棕发、身材纤长的女孩，尽管她明白这是一所变种人学校，但是她看不出眼前这个女孩有哪里特殊。
“泽维尔教授在吗？”戴安娜礼貌的问，“我是缪斯姐妹会的戴安娜・普林斯。”
“戴安娜・普林斯小姐，亚马逊的女战士。”那名女孩准确地报出了戴安娜一直以来隐藏的身份，女孩伸出手，“叫我露西。”
戴安娜还未从震撼之中缓过神来，她被女孩拉着往里走，听她说：“我想你们收到了我们的支票，别担心，如泽维尔所说，这是无偿的。而且，我们可以从你们的运动中学到很多的知识，如果以后我们也要开始争取变种人的权益的话，至少我们应该知道会面临哪些困难。”
“每一个人的权利都是与生俱来的，我也支持你们争取自己的权益。”戴安娜说，“泽维尔教授在哪儿？”
女孩推开了一扇门，戴安娜看见那个她曾经在电视广告里见过的，世界知名的遗传学家，哈佛最年轻的教授，查尔斯・弗朗西斯・泽维尔坐在一个男人的腿上，两个人吻的天昏地暗。
“查尔斯！！！！！我们有客人啊！！！！！”露西尖叫起来。
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美*事和经济的强大反而让它深深地陷入了社会的内部矛盾之中，无数的族群纷纷站出来，谋求自己的平等利益，于是一场社会运动叠加着另一场社会运动，年轻人们展现出与父辈那种缄默是金的信条完全背离的价值观，热情的参与到每一场运动之中，妇女们走出了家门顶着歧视和嘲笑，用那双温柔的双手掀起了惊涛海浪，美国各地的黑人开始爆发了骚|乱，让当局再也无法把他们仅仅当做眼中钉，肉中刺。同性恋者依旧沉寂在“石墙”*之后，积蓄着力量，等待着一场变革的到来。而变种人成为了连接弱势族群的中坚力量，最后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馈。
有人把这个时期称为“垮掉的时代”，有人称其为“放纵的时代”，但谁也无法否认的是，这是自由的时代。
当后世的学者们提到60年代时，他们最无法忽视的一个人就是查尔斯・弗朗西斯・泽维尔，这位早期移民至美国，拥有英国贵族血统的变种人，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他怀着崇高的思想参与到了每一场“权利运动”中去，他向“美国全国妇女组织”，“美国有色人种协会”等等社会组织捐款，敦促当局修改权利法案，并最终推动了《民权法案》《人权法案》等等诸多在美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的法案的诞生。
但是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被理解的，当局警|察们头疼地把他称之为麻烦精，甚至还秘密逮捕过他两次，把他扣上通共的帽子，意图审问出他是不是意图颠覆美国政|府，在80年代尼克松倒台后，一份fbi的机密文件被披露出来：fbi还曾经秘密派人谋杀泽维尔，然而打出的子弹奇怪的拐了弯，后被推测是“万磁王”阻止了这场谋杀。
有学者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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