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至今没有办法适应。
当然，脾气好的医生和其他工作人员也多，但这些脾气好的，或者是名声在外的名医，或者就是刚进入工作的新手，老油条们大部分有自己的矜傲。
这简直就和看大门的中年门卫和坐在院长办公室的院长的形容对比差不多，门卫肯定比院长脾气差太多了。
有时候周洵觉得门卫还非得那么狗眼看人低不可，不然他一天到晚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好说话的定然是占多数的，但有时候来那么两三个特别烦的人，却是能让人把几天的好心情都消耗殆尽，而且说好话一点用没有，非要喝骂不可，当然，喝骂的结果大部分时候可以起到好的结果，但有时候也会带来打起来的恶果。
所以周洵现在对医院门卫对自己温言细语，转头就呵斥乱窜的病人家属习以为常了。
实验室里的老师使用这一招，他想自己再过半年，可能也会习惯吧。
谭老师的话让那中年女人果然就讪讪地不再挑剔，但她依然持怀疑态度。
她讪讪地又带些邀怜地说：“要不是在别的地方没有看好，他又开始咳血，我们才不会来这里看呢。我们坐车过来就坐了两个多小时。”
谭老师将手揣在白大褂口袋里，大约是觉得这个女人挺可怜的，也不再呵斥她了，用了温和的语调，说：“是谁看结核呢？”
那个女人说：“是我家那口子。”
谭老师说：“这个病，是要好好治才行的，可以完全治好的。我让周医生和你说，他是大医院来的专家，博士医生，比我们都好，你和他好好说说。”
谭老师是本地地头蛇，女儿在国外做汉语老师，自恃身份，平常都看不起周边来看病的这些贫困农民。在周洵的眼里，她对待那些穷困的没有任何文化的无法交谈的人，多有种古代知识分子的“夏虫不可以语冰”的矜傲。
不过她这时候不想和这个中年女人说话，是因为她不是做结核的，知道得不多，怕给病人说错了，又觉得周洵像是万能的，就让周洵来给病人家属说一说。
其实这是接诊医生和临床医生的事，并不关周洵什么事，但被谭老师叫过来，周洵便也来和这个病人家属多交谈了几句。
周洵问：“你说你先生是几年前就查出了结核，大约是几年前？”
“五六年前了吧。”她抄着手说。
周洵在心里叹了口气，“第一次是在哪里确诊的，之后是怎么吃药的？”
对方说：“最开始是在疾控里看的，说是肺结核，就开始吃药，但是我家那口子，觉得那个药吃了不舒服，就没吃了，我们就去看了中医，之后好了一阵子，但两三年前，又发了，我们就又去疾控看了，疾控又开了药，吃了一阵，我家那口子吃了很不舒服就不肯吃，只好又去看了中医，一直在吃中药，但吃中药也吃不好，最近开始咳血了，没有办法，我们才又去疾控看，疾控那边说他们不治了，说转到这个医院里来治了，我们才过来了。”
她断断续续颠三倒四，说了一大通，但是大意是上面那一段话。周洵听后，很是震惊和心疼，震惊于断断续续治了五六年居然一直没有治好，又心疼他们这么折腾，很可能原来是很容易治好的一般性肺结核，到现在用药这么多年，很可能就转成耐药结核了。
一般敏感株的肺结核，几千块钱就可以治好，加上免费的检查和药物以及医保报销和政策补贴的钱，不少地方都可以做到零花费。但是耐药结核就很糟糕了，最少要花几万，最多几十万也不一定能治好。除此之外，耐药结核能够报销的很少，基本上全靠自己给钱。
而这些地方的人，又这么穷，哪里有钱治疗。很多发展成耐药结核的病人，其实不过是痛苦地等死而已。
他以前听柯眉说她工作中遇到的病人，因为发展成耐药结核被家人抛弃，且结核病人身体差不能劳动，住在山里的茅草房里，养几只鸡，靠国家救济勉强活着，他们疾控的工作人员去关怀病人时才送一些生活用品去，最后好不容易让他参加了一个耐药结核的治疗项目，但是没几个月那人就死了。人生之凄惨，即使周洵在医院听惯生死，也觉得悲哀。
周洵不由问：“最开始确诊了，去疾控治疗，那边的医生应该说了要按照疗程吃药治疗的吧，你们怎么没有听吗？”
她理直气壮到甚至有些傲慢，“疾控那些医生的确是那么说的，说要吃8个月的药。但是那个药实在不行，我家那口子吃了很不舒服，吃了两个月就不行了，还怎么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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