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分别罚银一万两、八千两并夺二牛录、一牛录，其余的人都罚银。第二天，多尔衮等人都到议政衙门，皇太极命大学士希福、范文程等将他们逐出议政衙门。[10]
计取中原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去世。十四日，诸王贝勒大臣议定，立皇太极之第九子福临为帝，以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辅理国政。二十六日，举行新皇帝登极大典，颁诏大赦，改次年为顺治元年。福临被推为新君，是八旗贵族内部各派激烈争斗的暂时妥协。福临继位以后，这一斗争仍在进行。八月十六日，郡王阿达礼、贝子硕讬向郑亲王济尔哈朗、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游说，谋立多尔衮为君，代善、多尔衮告诸王贝勒，遂以扰政乱国的叛逆罪，将阿达礼、硕讬处死，籍没其家。范文程原是红旗硕讬的属下人员，此时被拨入镶黄旗。范文程刚刚避免了因主硕讬乱国而险遭不测之祸，不久又遇到了新的麻烦。摄政王多尔衮之亲弟豫郡王多铎欺负范文程，抢夺范文程之妻，经过一番周折，才得到解决，诸王贝勒审实后，决定罚多铎银一千两，夺其十五个牛录。范文程虽然化险为夷，遭受妻室被霸之灾祸，但仍不免忧心忡忡。多铎乃一旗之主，贵为亲王、郡王，又系摄政王多尔衮之同母亲弟，日后是否会舍此不究。万一追念前怨，范文程恐难免灭门之灾了。尽管身遭故主被戮、爱妻险被欺凌之双重危难，范文程仍以大局为重，在清朝入主中原这一紧急关头，献计献策，立下了殊勋。[11]
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初四日，范文程上书摄政王，奏请立即出兵伐明，夺取天下。范文程的建议，对清夺取中原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制定，对促使清军出发，起了巨大的作用。四月初九日，即范文程启奏摄政王之后的第五日，摄政王多尔衮带领郡王多铎、阿济格等八旗王公大臣，统领满蒙汉官兵十余万，祭师出发。四月十四日，大军抵达不久后，明平西伯吴三桂自山海关遣使前来求兵，说李自成已攻破北京，多尔衮立即派人往召在盖州汤泉养病的范文程来商大计。多尔衮收到吴三桂的乞兵书，本来相当犹豫是进是止。清军之行，是为了夺北京取中原，如今既然农民军已先据北京，清军还有无必要继续前进。而且过去清兵三逼明都，皆未能得手，现农民军能袭破其城，其军战斗力谅必很强，如与清兵交战，胜负难卜。正是在这犹豫不决的紧急关头，范文程讲明了清军必能打败李自成农民军，获取大胜，并再次强调禁杀掠收人心，从而坚定了多尔衮进军的信心和决心，决定收降吴三桂，迎战农民军。四月二十二日，两军大战于山海关，李自成败走，清军大胜，并乘势追击。此时，沿途官民畏惧杀掠，农民大多都逃走了。范文程扶病随征，草檄宣谕：“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师律素严，必不汝害。”其檄皆署范文程的官阶姓氏。这一宣谕相当有效，民心于是安定下来。清军迅速前进，五月初二日，摄政王多尔衮入居紫禁城内的武英殿，实现了多年以来入主中原的宏愿。[10]
开国定制
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初二日，清军进据北京。此时百务废弛，社会混乱，人心波动。范文程昼夜操劳，佐理国政。尽管当时头绪纷繁，京畿刚刚得到平定，各地都有战事。所以发布文告，发给军需等事项，事无巨细，都要范文程来处理，他昼夜都在宫内办事，非常劳累。但与此同时，他始终紧紧抓住根本问题，为革除明季弊政，与民谋利，争取人心，开国定制而艰苦奋斗。他首先致力于稳定都城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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