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荐监军副使梁之垣生长海滨，习朝鲜事，可充命使。帝立从之，且命如行人奉使故事，赐一品服以宠其行。之垣乃列上重事权、定职掌八事，帝亦报可。
4.《明史》：之垣方与所司议兵饷，而化贞所遣都司毛文龙已袭取镇江，奏捷。举朝大喜，亟命登、莱、天津发水师二万应文龙，化贞督广宁兵四万进据河上，合蒙古军乘机进取，而廷弼居中节制。命既下，经、抚、各镇互观望，兵不果进。顷之，化贞备陈东西情形，言：“敌弃辽阳不守，河东失陷将士日夜望官军至，即执敌将以降。而西部虎墩兔、炒花咸愿助兵。敌兵守海州不过二千，河上止辽卒三千，若潜师夜袭，势在必克。敌南防者闻而北归，我据险以击其惰，可尽也。”兵部尚书张鹤鸣以为然，奏言时不可失。御史徐卿伯复趣之，请令廷弼进驻广宁，蓟辽总督王象乾移镇山海。会化贞复驰奏：“敌因官军收复镇江，遂驱掠四卫屯民。屯民据铁山死守，伤敌三四千人，敌围之益急。急宜赴救。”于是兵部愈促进师。化贞即以是月渡河。廷弼不得已出关，次右屯，而驰奏海州取易守难，不宜轻举。化贞卒无功而还。
5.《明史》：化贞为人騃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文武将吏进谏悉不入，与廷弼尤牴牾。妄意降敌者李永芳为内应，信西部言，谓虎墩兔助兵四十万，遂欲以不战取全胜。一切士马、甲仗、糗粮、营垒俱置不问，务为大言罔中朝。尚书鹤鸣深信之，所请无不允，以故廷弼不得行其志。广宁有兵十四万，而廷弼关上无一卒，徒拥经略虚号而已。延绥入卫兵不堪用，廷弼请罪其帅杜文焕，鹤鸣议宽之；廷弼请用卜年，鹤鸣上驳议；廷弼奏遣之垣，鹤鸣故稽其饷。两人遂相怨，事事龃龉。而廷弼亦褊浅刚愎，有触必发，盛气相加，朝士多厌恶之。
6.《明史》：毛文龙镇江之捷，化贞自谓发踪奇功。廷弼言：“三方兵力未集，文龙发之太早，致敌恨辽人，屠戮四卫军民殆尽，灰东山之心，寒朝鲜之胆，夺河西之气，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算，目为奇功，乃奇祸耳！”贻书京师，力诋化贞。朝士方以镇江为奇捷，闻其言，亦多不服。廷弼又显诋鹤鸣，谓：“臣既任经略，四方援军宜听臣调遣，乃鹤鸣径自发戍，不令臣知。七月中，臣咨部问调军之数，经今两月，置不答。臣有经略名，无其实，辽左事惟枢臣与抚臣共为之。”鹤鸣益恨。至九月，化贞犹言虎墩兔兵四十万且至，请速济师。廷弼言：“抚臣恃西部，欲以不战为战计。西部与我，进不同进，彼入北道，我入南道，相距二百余里，敌分兵来应，亦须我自撑拒。臣未敢轻视敌人，谓可不战胜也。臣初议三方布置，必使兵马、器械、舟车、刍茭无一不备，而后克期齐举，进足战，退亦足以守。今临事中乱，虽枢臣主谋于中，抚臣决策于外，卜一举成功，而臣犹有万一不必然之虑也。”既而西部竟不至，化贞兵亦不敢进。
7.《明史》：廷弼既与化贞隙，中朝右化贞者多诋廷弼。给事中杨道寅谓出、嘉栋不宜用。御史徐景濂极誉化贞，刺廷弼，诋之垣逍遥故乡，不称任使。御史苏琰则言廷弼宜驻广宁，不当远驻山海，因言登、莱水师无所用。廷弼怒，抗疏力诋三人。帝皆无所问。而帝于讲筵忽问：“卜年系叛族，何擢佥事？国缙数经论列，何起用？嘉栋立功赎罪，何在天津？”廷弼知左右谮之，抗疏辨，语颇愤激。是时，廷弼主守，谓辽人不可用，西部不可恃，永芳不可信，广宁多间谍可虞。化贞一切反之，绝口不言守，谓我一渡河，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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